王世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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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5
孙玮:王世襄追讨抗战被劫国宝经历 - [王世襄]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04-06-17摘要:现已九十高寿的王世襄先生,在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自公元1945年日寇投降后,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之重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接受保管,当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编者按:王世襄,字畅安,我国著名文物鉴赏家、文博大师,中央文史馆馆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毕生致力于祖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做出了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曾获全国文博系统先进个人,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等。不久前,他还将其获得的国际奖金十万欧元(约一百多万人民币)悉数捐献希望工程。现已九十高寿的王世襄先生,在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自公元1945年日寇投降后,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之重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接受保管,当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此言一出,广受关注,于是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渐渐浮出。本报《宝藏周刊》据历史资料,现予披露,让广大读者在回首历史之际,感受这位爱国老人在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段坎坷经历。一、“清损会”里的年轻“接收大员”许多人都知道,现在被我国文博界敬为“大师”的王世襄先生坐过“牢”。他为什么会坐“牢”呢?众说纷纭。有人说,他生在京城的官宦之家,其高祖、祖父和父亲均在朝中做官,作为封建的孝子孽孙他因此而受迫害;有人说,他是纨绔子弟,从小就爱捉蝈蝈斗蛐蛐、架鹰捉兔,溜狗逛獾,是他那没落的封建思想与新社会的精神境界格格不入,因此而被批判;还有人说,他呀,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文革”那阵子,当然……其实不然。王世襄坐“牢”总共一年零两个月:“在东岳庙被关押了四个月”,“又关到公安局看守所,上手铐脚镣关了十个月”。他之所以坐“牢”,是由于他在抗战胜利后,作为政府的文物“接收大员”的特殊经历所致。我们不妨让时光倒流半个世纪,重新审视那些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夕,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杭立武任主任委员,著名学者马衡、梁思成、李济任副主任委员在恩师梁思成的安排下,王世襄参加了“清损会”的工作,并由于他英文好,担负起《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中英文对照的校对工作。抗战胜利之初,教育部任命原故宫文献馆馆长兼北大教授沈兼士为特派员和“清损会”平津区代表,9月,教育部又宣布唐兰和傅振伦为平津区副代表,王世襄为助理代表。10月27日,时年30岁的王世襄搭乘美军的便机飞赴北京,成为肩负重任的“接收大员”。由此开始,他代表政府追讨抗战被劫盗文物。据王世襄先生介绍,从1945年11月起,到1946年9月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在平津地区经手清理的战时文物工作主要有以下六项:(1)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四十件;(2)收购民国最著名的收藏家郭觯斋藏瓷二三百件;(3)追回美军德士嘉定中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4)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二百件。所谓长春存素堂丝绣,原为朱启钤先生于民国初搜集收藏的丝绣珍品,制作时代为宋至清代,均著录于《存素堂丝绣录》,后张学良将军用巨款收购后,存于东北边业银行,伪满洲国时将此定为“国宝”而名扬天下。(5)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约一千八百件。这些藏品,均为溥仪从故宫中盗出,大多属细软一类,件头小数量多,价值高,像商代的鹰攫人头玉佩,宋元时的四件书画手卷,均为无上精品;(6)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在王世襄先生经手的这六项主要工作中,除了美军中尉德士嘉宝的瓷器因特殊原因在南京办理交接和存素堂丝绣的交接时他已出国外,其余四批文物的交接工作,王世襄均亲自参加,具体的接收单位为北平故宫博物院。而每批文物接收完毕,“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都要会同故宫博物院写成报告,正本寄南京备案,副本留故宫存档。作为具体经办人的王世襄先生,不仅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出色地完成了国宝的追寻任务,更在于他在工作中严谨细致的科学作风,使这些工作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即使在以后的“三反五反”中,他因所谓的“接收大员”的历史问题,再次经受严酷的“审查”,关进看守所,上手铐脚镣,被关押拘禁一年多,并且查遍了北京所有古玩铺,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证实了王世襄先生的清白。王世襄的同事曾说:“如果在那些运动中只要发现了王先生一丁点的小事不干净,他就死定了。”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在乱世之中,王先生肩负责任的重大,办事的严谨,从而体现了他人格的伟大。二、决不让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王世襄先生开始追寻抗战国宝工作的时间为1945年的11月,办公地点在北海的团城。作为平津区的助理代表,上任伊始,他先在《华北日报》上刊登通告,向社会各界明确了登记损失文物的地点和申请追寻的截止时间,同时,他还在中山公园,宴请北平城内四五十名比较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进一步提供文物下落的情况。据一位古玩商介绍,有位德国人,名叫杨宁史,在日伪时期收购了大量的在河南出土的重要青铜器。这引起了王世襄的关注。在1945年11月上旬的一天,他来到位于东城干面胡同杨宁史经营的禅臣洋行查看情况,恰好看见一位外籍女秘书正在打印一份青铜器目录。王世襄立即严正声明自己的身份,于是女秘书交待:“这份目录是罗越先生交给她打的”。罗越,德国人,辅仁大学的教授,恰好是王世襄家的邻居,他们早就相识。王世襄找到罗越,坦陈厉害关系,罗越承认目录是自己所编,而器物为杨宁史所有,寻宝工作由此露出第一道曙光。11月4日,王世襄办妥所有的手续后,带上罗越便马不停蹄直奔天津,找到了杨宁史。面对着罗越,杨宁史只得承认青铜器为已所有,但却诡称全部青铜器均被封存在已被九十四军占用的天津住宅内,如果想要接收,请予军方接洽。万没想到,国民党军方根本不予配合。王世襄愤愤返回北平后,又通过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先生,甚至请出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出面干涉,自己还两次亲赴天津,仍无结果。真可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于是他在万般无奈中,找到了德高望重的朱桂老,请其用力。朱桂老,即朱启钤先生,号桂辛,民国初年曾任交通总长及内务部长,是我国最早的艺术博物馆---古物陈列所的创建者之一。几天之后,朱桂老忽然电召王世襄,说:“宋子文今天将来看我,你立即写一份材料,陈述此事,我将面交宋子文,你可在旁补充说明”。那天,宋子文果然来了,并答应派人前往办理。在朱桂老和宋子文的直接干预下,杨宁史被迫以“呈献”的名义交出这批文物,但他提出的条件是,这批文物在故宫要布置专门的陈列室。1946年1月22 日,当时行政院北平办公处派车,故宫派人,终于将这批文物从北平台基厂外商的运输公司库房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清点、交接。当王世襄先生亲眼看到这批珍贵文物入了故宫库房,意味着它们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其实,杨宁史的这批文物根本就不在天津,而是狡猾的杨宁史利用国民党的军政矛盾,伪称存于九十四军的住宅内,目的是拖延时间,以便侍机偷运出国。假如没有王世襄的穷追猛打,朱桂老和宋子文的助力,这批珍贵文物将难逃海外流浪的命运。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即是杨宁史盗窃文物中的珍品之一,它极为形象地反映出两千年前的社会生活场景,具有很高史学和审美价值,当为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三、到日本追讨被劫文物还在王世襄自重庆赴北平履新之际,“清损会”副主任委员马衡先生就专门找他谈话,嘱付他要留意郭葆昌收藏的瓷器下落,最理想的结果是要将这批文物完整地归国家收藏,千万不可流失海外。郭葆昌,号觯斋,西城羊城大街古玩铺学徒出身,为人精明干练,曾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和管理景德镇窑,因大量收购古瓷,故鉴定能力强,名声很大,编有《觯斋瓷乘》二十册,是民国最著名的陶瓷收藏家,于1935年前后逝世。接受马衡的嘱托后,王世襄找到了郭家后人,了解到这批文物仍存放在北平中南银行的仓库中,便不停地前往郭宅,动员劝说其家人能够化私为公。更重要的问题是,对待郭家瓷器,不能用对杨宁史的办法,要使之化私为公,巨资收购是最好的方式,但钱从何来,却是一个要命的问题。于是王世襄又找到朱桂老,再请由宋子文拨款10万美金,算是整体“收购”,才于1946年2月20日至23日,从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手中购得这批陶瓷珍品约有二三百件之多,即使这批文物与明清故宫原有的藏品相比,仍属珍器,实在难得。1946年12月中旬,王世襄作为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文化教育组的成员赴日,进行文物的清理、调查和追索工作。刚到东京不久,王世襄就了解到中央图书馆被掠到日本的善本书的一些情况。这批善本书大多原属抗战初期江浙、两广一带的藏书世家,如吴兴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金陵邓氏群碧楼、番禺沈氏等,为避战乱而放到上海旧书摊出售的旧藏珍籍。中央图书馆购得这批善本书后,大部分运至香港,准备装箱再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时,不幸遇香港沦陷而被日本海军掠去。1946年,经过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查找,这批书终于被顾毓秀先生在东京市郊的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及伊势原乡下发现,随即转存东京上野公园和驻日本代表团的驻地。王世襄利用中央航空公司的专机回国的机会,把代表团驻地的十余箱善本书先行运回了上海,随即开始向日本政府正式交涉。1947年2月,他还经过多方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把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中央图书馆的107箱善本书,用汽车运到横滨码头,再用轮船运回上海,最终使这批经过战火洗礼的国宝完璧归赵。当时,到码头来接书的是郑振铎先生派来的谢辰生和孙家晋两位先生。1947年3月初,经过奔波忙碌的450个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王世襄结束了自己在国内外追寻国宝的使命。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应有的表彰,反而因其接收回大量文物而蒙受了不白之冤,历经坎坷。但是,历史是公正的。历史不仅证明了王先生的清白,还使我们在重温这一段历史时,再一次感受到老人家的爱国热忱和他为抢救中华文物所建立的功勋。 -
2008-08-13
玩物成家 王世襄先生于《锦灰堆》 - [王世襄]
人的一生能做多少事?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有的人终其一生可以不做事,吃饱了混天黑,浑浑噩噩一辈子。也有的人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成就,甚至大成就,名重一时。但像王世襄先生这样的人,不夸张他说可谓世所希有。
他在许多领域均有建树,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又是名副其实的杂家。
他会什么?我一时也说不全。笼统地说,老北京五行八作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有一次闲说话,无意说起话剧《天下第一楼》。他对妓女被带进饭馆居住这一情节颇不以为然,认为此乃东家所不许,行业所不容,故完全不可能, 纯属胡编。他还顺带指出某些名家的京味小说写得"不是那么回事"。只是他心存厚道,没有把这些写出来发表罢了。
王先生家中累代为官,书香远播,他自幼受耳提面命,亦通晓文史辞赋,音乐书画,说得一口纯正的英语,并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然先生始终心有旁骛,只恋一个"玩"字。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功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贫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以求博洽多闻。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随"家"而来的是他的几十部著作,如《中国画论研究》(未刊)、《中国古代音乐书目》、《髹饰录解说》、《竹刻艺术》、《中国古代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说葫芦》、《蟋蟀谱集成》,多为煌煌巨册,亦全为填补空白的开山作,熔铸了他几十年的心血。
数年前,王世襄先生把他的文章选了一下,编成一本书,起名《锦灰堆》,交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不知何故,书出版时已经又过了好些年。接到样书的一刻,我想王先生和夫人袁荃猷先生一定有松了口气的感觉(袁先生为本书出力甚多,详见王先生撰写的后记);而喜欢这书的朋友,眼睛也会为之一亮,毫不犹豫地掏钱把书抱回家。
这是本精美而又奇特的书。
精美:全书共分三卷,20开见方的本子,封面以清刻本《吴越所见书画录》书影和织锦纹样作底,暗黄色,古朴大方。王先生手书书名赫然印在上面,十分悦目。书内正文分为两栏,版心不大,正文与书口间留白很多,十分舒朗(第三卷诗词卷又有不同,竖版,影印他们夫妇的手迹,天地很宽,有线装书味道)。书内除附大量插图外(其中二百多幅精细的线图均出自袁荃猷先生之手),还附有许多彩色图版。整部书浑然一体,令人爱不忍释。
奇特:这一点无须多说,大到明式家具,小到秋虫冬虫,举凡跟工艺、美术、吃的、玩的相关的,无所不谈,而且不做泛泛之言,不强不知以为知,内容绝对扎实可靠,包括家具、漆器、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诗词十三类,读来如入宝山,获益多多。
《锦灰堆》的名字出自“元钱舜举作小横卷,画名《锦灰堆》”,王先生以《锦灰堆》 名此集,带有自谦的成分。
要评价王先生这本书,非我能力所及。其中许多东西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还有许多东西根本不懂,就是想谈也无从谈起。我是从文学和民俗学的角度读这本书的。因而家具、漆器、工艺、则例等方面的文章就跳了过去,把兴趣注入到忆往、游艺、饮食、杂稿、诗词上了。这种读法当然不可取,但后面的这些文章确实更显示了他的真性情。
在《怀念梦家》中,王先生讲了他学生时代的一件事。那是他和陈梦家先生作邻居的时候,有一天深夜,他和一帮人牵了四条狗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因园丁熟睡无人应门,他们便拼命打门,声音嘈杂,最后只好跳墙而入,把陈先生夫妇吓坏了,以为来了强盗。这事颇能说明青年王世襄身上有股虎气,这"气"用在玩上,必是玩得"昏天黑地";用在干正事上,也必有所成,"天生我材必有用",他在玩和干正事上都很出色。
且看他玩。《北京鸽哨》、《秋虫篇》、《冬虫篇》、《獾狗篇》、《大鹰篇》集中描述了他的玩,那真是痴迷到了极点。为了逮蛐蛐。他能绝早出城,顶着太阳满头大汗地在草棵里寻摸,或深一脚浅一脚在野地里摸黑转悠,得到只好虫便欣喜若狂。为养蛐蛐,他肯一罐一罐地给蛐蛐打扫卫生、换水、喂食,一干半天,伺候上百罐蛐蛐而不烦。他还写诗,异想天开地想变成蛐蛐,在蛐蛐罐里住几天(诗曰:万礼张盆碧玉池,鹦哥过笼庇雄雌。缩身恨乏壶公术,容我悠然住几时)。熬鹰更如此,吃过晚饭,右臂戴"套袖",把鹰一架就出门了,从朝阳门溜溜达达走到前门五牌楼,跟几位同好聊到夜静人稀才分手。然后填填肚子奔西城,踩着落叶,专挑远道,来到一家夜茶馆,又是通海聊。然后又出发,到德胜门晓市,直到日上柳梢才交班回家,在外头整逛荡一宿。文革中大家都在与人斗,他也未忘了玩,秋分、霜降晴朗时,常在山中捉蝈蝈,以此排扰。这几篇写于暮年的文章,感情仍很浓烈,文笔极佳,叙述颇详,并且保留了像《相狗经》这样珍贵的资料,很有文献价值。
再看他干正事。只举一篇《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为例。这是王先生生平最值得骄做的一段经历。1945年日寇投降后,他成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成员,由重庆赴平津区办事处工作。在以后的两年中,他参与了许多重要活动,没收了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四十件;收购了郭葆昌的一批藏瓷;追还了美少尉非法接受的日人瓷器;帮助抢救了一批自宋至情的丝绣;接收了溥仪存在天津张园的一批珍贵文物;接收了海关移交来的德商德孚洋行的一批物品,使这些东西(多国宝)或免干外流,或免于毁坏,或免干散失。为保护祖国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他还赴日本办理过追偿善本书的工作。这些足以说明王先生关键时刻堪当大任,远非一"玩家"所能了得。
还是袁荃猷先生的《大树图》真切说出了王先生是怎样一个人。这是张刻纸作品,一棵大树,圆形的树冠,分十五项把王先生一生所爱刻在上头,昭示了他一生的追求。袁先生还逐项做了说明,其第四条云:"范匏工艺在解放后濒于灭亡。世襄《谈匏器》、《说葫芦》的问世,救活了我国这一独有的传统工艺,现在已有不少人从事生产了。"使我知道原来套模子生长的葫芦器能够复苏于今日,乃王先生之力。以后从别人口中还得知,王先生谈明式家具的几本著作,使一些厂家找到了津梁,生产出了好家具,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
大玩家王世襄,此说由来久矣。了解了王先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自会得出结论:此说并不全面。他玩过,玩得比一般人花样多,比一般人蝎虎,比一般人精到,以致大学老师也拿他没办法。但他不是一味光知道傻玩,该用功时他也能埋头读书。要不他的字、他的诗词、英语那么好就无法解释(他一生得益于这三方面的地方颇多)。事情还远不止此,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广泛结交有一技之长的玩友,真正做到用心钻研,虚心请教,并且广泛搜集资料,或一篇篇、一本本形诸文字,或把某一专题的资料辑录起来,配以图片(包括袁先生精心绘制的图样),为人们留下可资追慕的旧日生活图景,确实功不可没。
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王先生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而且不仅老百姓承认这是文化,大知识分子读了也乖乖承认这是文化,这是很了不起的。王先生为此耗费了多少心血,恐怕只有他们夫妇二人最清楚。这种耗费,值得。
难怪黄苗子先生称赞他"玩物成家古所无",启功先生也说他"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不曾丧志而立志"。所谓大玩家的说法,看来只有淘汰不用了。
王先生能够取得这些成就,与思想解放,政治清明的时代当然也有极大关系。倘若倒退二十几年,整个中国都在阶级斗争的狂涛中沉浮,养猫养狗养花在许多地方尚且通不过,被斥为"地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何况提笼架鸟玩鸽哨?这样的文章即使写了,也只好"藏之深山",根本不可能发表。王先生老了,赶上了好年头,得以充分发挥余热,干自己想干的事,这是王先生之幸,也是我们这些读者之幸。
我认识王先生时间不长,最初的印象是衣着极随便,为人极朴实,谈吐极随和,像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心广体胖的大师傅,绝想不到他是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现在他给我的印象依然如此。我喜欢这样的知识分子,讨厌那种油头粉面酸文假醋的文人,因而王先生给我的印象一直很好。
前几天我去看望王先生,因为正在看即将出版的《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的校样,他谈了许多跟鸽子有关的话题。他说一年前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播晨曲,画面上有升国旗的庄严仪式,接着一只白鸽飞来,这只鸽鸡头长喙,长相很丑,一看而知是美国食用鸽"落地王"。每逢这时他心里就不是滋味儿觉得有损自尊心,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好鸽子吗?我国有信鸽协会,却没有观赏鸽协会,这是个缺欠。我国鸽种很多,光北京就有六十多种,黑点子、紫点子、老虎帽、灰玉翅、黑玉翅、紫玉翅、铁翅鸟、铜翅鸟、斑点灰、勾眼灰……数不胜数。这些品种都是前人辛勤培育的,我们如果不重视,很可能绝种。他希望我们重视观赏鸽的培养。为此他给各省市园林局广场鸽管理处写了封公开信,呼吁此事,期望会得到积极的响应。
(作者:谭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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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2
外家才艺殊,两舅工刻竹——王世襄印象记之二 - [王世襄]
外家才艺殊,两舅工刻竹
---------王世襄印象记之二
张建智
“外家才艺殊,两舅工刻竹。”王世襄先生的二舅金东溪和四舅金西厓都擅长竹刻,勤于著述,富有收藏。受此影响,王世襄自幼喜爱竹刻,一生与中国竹刻结下不解之缘。20世纪50年代前后,金西厓年事已高,再三嘱托王世襄为他整理《刻竹小言》的手稿,遂成为王世襄研究竹刻的发端。那日,在芳草地王老的家中,他兴致浓厚地和我们谈着中国的竹刻艺术。94岁高龄的他,还忙乎着为后辈天南地北地寻找适于竹刻的材料,问及我们南方是否有不施化肥而长成的竹子可用于刻竹,廖廖数语便让我感佩。他虽已垂垂老矣,但拳拳赤子之心却仍未泯。此时,我们之中恰有文友拿出从网上购得的一本《竹刻小言》,是1948年用腊纸自刻的油印本。在场的王老儿子敦煌一瞧,就说:“那是假的,一看就知道是赝品!”坐在我一旁的王世老,却没有发表多少意见,只是轻轻地说,你们如喜欢,我这里还有所剩,送你们每人一本。话音刚落,我们无不喜出望外。就在此刻,只见王老拄着拐杖慢慢移动腿脚,在满是书堆已鲜有空间的屋中,移步去拿书。望着他那敦厚微驼的背影,我真感到为难老人,不好意思地想阻止他,但他已经开灯到对门的另一间房中去了,只见那屋中也堆着一箱箱书,有的似从未拆开过。王老颤颤微微地拿了七八本书,分送到我们手中。我们与网上买来的那本一对,初看之下简直难以分辨真假,但遂一仔细对照,字里行间就露出破绽。
不知是因为《竹刻小言》是王世襄四舅父金西厓先生,一生从事刻竹艺术之结晶,还是因为这本书度过六十年,散发出了一个甲子的历史苍凉,王老说要为我们签名,只见他又移动脚步走上书桌。这仿明代的长桌,是他专从广东找了黄花梨木并自已设计制作,还为书桌写下了铭文。王老端坐桌前,还特地选了合适的毛笔,为我们每本书上签下了“王世襄”几个苍劲有力的手迹。最使我惊奇的是,王老利索地从身后拿起墨汁瓶,倒出一点点墨汁在一小盆碟内,仅费了很少的墨就写了许多的字。当写完后,小盆碟内余墨已所剩无几,但王老却不愿浪费哪怕点滴之墨,重又把碟内的墨汁倒进了瓶里,还连连说:“惜墨如金,啊,惜墨……。”
难道说这是他吝惜吗?当然不是。2003年,王世襄在获得荷兰颁发的“生存与创新”的最高奖,他与在病中的老伴袁荃猷相商后,遂决定悉数捐出办了一座中荷希望小学。王老所藏之古琴皆是稀世珍品,老伴袁荃猷生前所弹的一把古琴,拍卖价高达890万。但为鼓励后人王老却将一把价值不菲的古琴,慷慨地赠送给袁先生的学生。更有甚者,他历经艰难曲折化了半生心血收藏的明代家具,陪伴着老人大半生,没地方摆放便如启功先生所言“就拆开捆起,叠高存放”。王老又将这整整80件明代家具,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以永久地让世人观赏研究。我想,这一大一小,这惜墨如金与悉数捐赠,不正是反映出了王世老“玩物不丧志”的人格魅力,个人俭仆而一心为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已全蕴籍其中了。
1980年4月,经他整理、编辑的金西厓《刻竹小言》,包括他的前言《试论竹刻的恢复和发展》,以《竹刻艺术》的书名正式出版,成为新中国第一本竹刻艺术的研究性图录。这类书中,其中有关于竹诗筒的制作,读后无不使我浮想联翩。王世襄在《竹刻小言》中,引褚松窗《竹刻脞语》云:“截竹为筒,圆径一寸或七八分,高三寸余,置之案头或花下,分题斋中咏物零星诗稿,置之是中,谓之诗筒,明末清初最多。圆径相同,长七八寸者,用檀木作底盖,以铜作胆,刻山水人物,地镂空,置名香于内焚之,香气喷溢,置书案间或衾枕旁,补香篝之不足,名曰香筒。”这里说到的竹香筒,正是董桥在《故事》、《今日风日好》等书中,常说到的明清时代方始流行的文房清玩。我们从《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也可读到元春娘娘从宫里送出灯谜来命大家去猜,猜中了的,颁赐每人一个宫制诗筒、一柄茶筅。这便是依传统用竹制刻而成,不过做工更见精巧而已。
经王世襄整理、撰写的各类竹刻图书出版后,以及10集电视纪录片《中国竹刻》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发行,可以说,一个神奇的中国竹刻世界,已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为中国竹刻的收藏和研究推波助澜。如今,我书桌上放着的一本是60年前油印的,以及一本是新版的由王世襄相赠而用毛笔重新书写的《竹刻小言》,后者我们还能欣赏到他书写的极美妙的欧体法书。啊,不管多忙,闲暇时我常翻开这些书对照着恭敬相读,因为,王老那敦厚微驼的背影,那热乎乎的对后学之笑容,似乎常在鞭策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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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2
世人終漸識真吾——王世襄印象記之一 - [王世襄]
世人終漸識真吾
2008-05-23 作者:張建智
——王世襄印象記之一
■張建智
很早就想為我的忘年交、鄉友王世襄寫一點文字。那是緣起于幾年前拙著《嘉業南潯》送他指正時,他閱後來電和我談及他童年時隨慈母到南潯小住的一些往事,他曾對我回憶當年的情景:“那時我大概十一二歲,隨母住在南潯,我還記得太湖東山送來的清油浸漬的野蘑菇,很好吃,在南潯還到老街寶善街去逛,人來人往,那裏很熱鬧。”電話中,王世老還與我回憶起許多與這個江南小鎮有關的他母親的一件件軼事。比如,談及他慈母是南潯“四象八牛”之一的金家,上海開埠後,艱苦創業發家致富,爾後,金家又極重視教育。早在1900年,母親金章,去英國留學,習西洋美術,學成歸國,後與陳師曾等人成為中國畫學的一代開創人。王老談及之往事與近事,真一如徐遲先生說的“可惜我無法描寫”。有時我們在電話中,當他興味濃時,可談長達一個多小時。但是,我想,王世老有一首詩,倒是可以總結這些話題的,他說:“兒時依母南潯住,到老鄉音脫口流,處世雖慚違宅相,此身終半屬湖州。”講到鄉音,他真是脫口流。其實他父親是福建人,他自已在京已居住八十多年,講的是一口京腔;可是,他又能講一腔南方儂軟吳語,有時還夾帶著上海話。這興許是他祖父王仁東晚年居住上海,而父親早年也畢業于上海南洋公學,老上海對他有很深的淵源。王世襄博學多才,但他卻又是一位美食大家。前不久,我赴京與他做訪談,早上去他家,相談到了中午,他要請我們吃飯,坐著輪椅下電梯,到馬路就自已推著輪椅走。到了王老家附近一家名為“義和雅居”的餐廳。落座後,令我驚詫的是,當女服務員請他點菜時,他卻不緊不慢地從老式藍布衫的口袋裏拿出一張紙,原來他事先親手擬好了功能表,那刻,他手持功能表一一詢問某食材有否?並交待菜的做法,經理一見忙將大師傅喚來。只聽王老向廚師問道:“有鮮蘆筍嗎?不是罐頭的,要新鮮的……有鮮蠶豆不?是剝兩層皮的那種嗎?……來一隻烤鴨,可要按傳統刀法片,不要太油膩,然後拿那鴨架燉娃娃菜吃……要一個家常豆腐,得少擱辣,多擱邳縣的豆瓣,白斬雞有嗎?”聽著王老和廚師這一番對答,已令大家暗自嘆服,同時也讓我知道所謂美食大家,便是並不隨著餐廳的功能表來吃,而有“吃主兒”的主見,講究的是新鮮的食材,只求味純並不求貴。一如汪曾祺、陸文夫、台灣的逯耀東等美食家,無不如此。
席間,王老談起自己在湖北咸寧“五七幹校”時,艱難時刻也體現美食家形象,善待自己。採蓮蓬、吃蓮子,一氣買十四條公鱖魚,自創了空前絕後的“香糟蒲菜燴鱖魚白”之美食菜肴。真可謂地上事物,只在他的食中,創造了“幹校六記”外的另一種記事。然而,對比記憶中的味道,王老也感嘆菜肴的味道今不如昔,餐廳為了經營不斷推出各種花式菜肴,卻喪失了原有的口味,很多食材如新鮮蝦仁、大開洋、鱖魚等也因生存環境的變化而難覓蹤影。最後上桌的是最具京味的烤鴨,餐廳為吸引食客眼球,讓廚師現場將烤鴨片成薄片,根據王老的傳統片法的要求是每一片都連皮帶肉,而不像時下大多餐廳裏片烤鴨一般是皮肉分離。烤鴨過後,端上的是王老的獨家菜式:鴨架燉娃娃菜,只見湯汁呈奶黃色,味道醇厚鮮美,娃娃菜也已燉得軟糯甘甜且吸足了老鴨湯的鮮味。王老對自已這一獨創菜式十分得意,開心地對餐廳經理和大家說:“這菜式可加進功能表裏,一般人啊,都不在意這鴨架,吃完烤鴨便完了,其實鴨架燉湯鮮美無比。”用看似不起眼的食材,做出令人讚嘆的美味,比用昂貴的食材烹調,更耐人尋味。
那日,最令我深感驚異的是,當憶念起那幹校的日子時,老人沒有一點苦大難忘的憤怨,反而只銘記了其中的幽默與快樂。從飲食之談,一掃往日多少坎坷愁緒、多少磨難。其實,在他的一堆堆《錦灰堆》裏,不是清楚地向我們寫著:他與夫人袁荃猷最後決心走出一條自珍之路,那就是說用十年、二十年甚或三十年,默默地幹,最後讓“世人終漸識真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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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小松
2007年09月14日08:01 来源:人民网-中国新闻出版报
我读王世襄的著作是受了李经国先生编的《奇人王世襄》(三联书店2007年4月版)的蛊惑,单是封面老先生抱着圆香几的照片就足以勾魂了。黄裳先生说,王世襄的“秋虫六忆”端的是最好的散文。我信黄先生的话,因为他多少比董桥更解得京味儿,而不懂得京味儿你是把不到王世襄的脉的。
捉獾架鹰、逮蛐蛐蝈蝈、种葫芦喂鸽子,没有北方这座城市的俗文化背景,也造就不了今天的王世襄。我想象过,假如没有四合院的概念,我不会对王世襄和陈梦家们搜罗的明式家具产生兴趣,尽管这些家具的产地可能是苏州或广州。芳嘉园和钱粮胡同里的房屋比拙政园更让我感觉王世襄的家具亲切可爱。所以,我情愿听京郊焦庄户的农人笑话我买的葫芦是冤大头,也不愿读董桥对王世襄《说葫芦》的评论。在董桥笔下,葫芦只是个古董一样的玩意儿,离王世襄的葫芦境远了去了。我自己是到了城南旧货市场附近的鸽市转了转,跟卖鸽子的人聊了一阵才找到读王世襄《北京鸽哨》(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的感觉的。没有这种切身的体验,鸽哨之类也就是个玩意儿。
王世襄先生给文人立小像的时候不多,带感情色彩的几乎只有“忆梦家”那篇。翻翻《锦灰堆》(三联1999版),你会发现随处都有王先生给民间匠人艺人立的详传,并且只要有照片一定附上。我不计重复地买回许多王著单行本,除了在这些书里读到魏晋文章、世说风格外,感服这种文德也是一个因素。“实不敢当,实不敢当!”人或称他为收藏家,王先生必起身正襟回应。以他的眼光,或者不是谦辞。王世襄的贡献倒是给他终身成就奖的荷兰人讲的正确:“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大家喜欢谈《明式家具研究》引起的古董家具价格的上扬,却不知范瓠的行当也因为《中国葫芦》(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而复兴呢,所以王世襄岂能以收藏家目啊!我自己以为“秋山捉蝈蝈”诸篇是最好的文学作品,比《世说》和《聊斋》都不逊。世襄先生的《自珍集》(三联版)让人觉得书能印成这样倒贴笔润也心甘情愿。《明式家具珍赏》是力作,印得却粗糙;《明式家具翠珍》(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余墨,却印得漂亮大方、朴素而又用料讲究。读王世襄的书是需要些许投资的,《说葫芦》港版在北京的琉璃厂已经卖到1800元人民币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你想掏铜钱还买不到。(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美国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