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

赵珩 《读书》2010年第1期

畅安（王世襄）先生走了。曾就与畅老相识二十多年间的点滴往事，草撰了一篇《斯人去矣 大雅云亡》的小文，以志怀念。如今数十日过去，对故人的追念和怀想进一步化作了关于与其学养相关问题的深思。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畅安先生名声鹊起，成为文物鉴赏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传承方面的泰斗级人物，他的传奇人生与著述也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当然，这来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对于中国文化越来越宽泛的认知，而另一方面的原因也是由于畅安先生的大部分论著都是完成于七十岁之后。畅安先生的去世，或被称为“一个时代文化的终结”，或被称为“文化通家的最后消亡”。虽然这些评论稍过于绝对和偏颇，但却不难看出一种不尽的遗憾与无奈。
　　
畅安先生的老友、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在诗中曾称畅安先生是“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从表面上看，畅安先生青少年时代架鹰驯狗，放鸽蓄虫，属于世家读书子弟中的另类。其实，绝不同于一般纨绔子弟的荒嬉，他玩得精到，玩到追本溯源。正如傅熹年先生所说，他的“玩物”实际上是“研物”。畅安先生的中年，本应该是继《国画论研究》的完成之后，做出更大的成就。可惜自一九五二年之后，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他的《明式家具珍赏》和《髹饰录解说》出版之前，畅安先生竟沉寂了近三十年时间。于是不得不在七十岁的晚年“辑逸文”，甚或是“辑佚文”。但是这些“逸文”或“佚文”并非是一朝一夕的蹴就，确是他一生文化积累与沉淀的厚积薄发。

　　以畅安先生的家庭背景和受教育的经历，属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具有较新思想的世家一类，这种类型的世家在当时也是为数不多的，与周一良、周绍良昆仲，朱家溍先生，以及我的父亲（赵守俨）等，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旧学基础大多完成于家塾教育之中，也就是说，在他们这一辈人中他们是真正受到过经学的教育。近百年来，国学的含义被无限扩大，史学、文学和子部之学都纳入了国学范畴。到了现今，甚至蒙学都被称为国学。但在百年之前，只有经学和与之相关的研究著作、研读经学时必备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才是正规的经学。但是中国历来无“国学”之名，所谓“国学”，倒是近百年来才冠以的。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弁言》中指出:“国学之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近世所谓的国学，是相对“西学”、“新学”而言，章太炎先生称之为“国故”，胡适先生以为较确切，或可是“国故学”的简称。当然也就囊括了史学和文学之类。

今天八九十岁的人，真正受到过系统经学教育的已经很少，太初先生（周一良）、季黄先生（朱家溍）、畅安先生和我的父亲这一辈人，也只能在家塾（家馆）中受到比较正统的经学教育。先君比各位先生要小十余岁，更是这批读书的世家子弟中最年幼的。当时在这些人家中教授家馆的多是清末有功名的饱学之士，授业解惑，要求十分严格。朱季黄先生七岁入家塾读书，并没有上过正规小学，十四岁考入初中，也就是说他的整个小学时代是在家塾教育中度过的。畅安先生十岁入美国学校之前也是在家塾中完成了部分经学基础教程。

畅安先生长先君十一岁，但他们都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畅安先生一九二四年入学，先君一九三六年入学，都是十岁，畅安先生在此就读近十年，一九三四年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先君却因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仅在美国学校读了五年。北京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是一所非常著名的美国侨民学校，是十年一贯制教育，毕业后可以直接考入大学。学校中既有美国孩子，也有少数中国孩子，都用英语教学，因此畅安先生与先君从小都能讲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甚至包括一些英美俚语，这种语言环境和教学对他们一生中融汇中西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畅安先生在美国学校上学时居住在南小街芳嘉园，而先君住在东总部胡同，都距离干面胡同很近，大概这也是家中为他们选择这所学校的原因之一。美国教育历来在中小学期间比较宽松，因此给了孩子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时间。而家塾教育也并未在此期间废弛，所以他们回到家依然要完成经史之学的继续教育。先君曾一度暂住天津，借读于天津圣路易学校，也是同属于美国学校一类。在那段时间中，依旧在天津家里延请瞿润缗先生教授《汉书•艺文志》，这位瞿先生也是周太初先生的老师，以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太初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还两次提到瞿润缗先生的情况，他说那时瞿先生是往来于天津几处宅门授课。

畅安先生就读于美国学校的十年，也正是他沉湎于蓄虫放鸽、挈狗追獾的时期，以至于在学校的英文作文中也大谈鸽子，被美国老师叱责。而先君在美国学校学习期间，除了喜读英美文学，放学后依然回到家中请不同的老师讲《礼记》、《左传》、《公羊》、《孟子》和训诂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孩子被迫接受经学教育未必情愿，但是对中国诗词的热爱却又当别论。畅安先生曾对我说过，那时读经的兴趣不大，但对古典诗词确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一点与先君却有共同之处，从他们的文学素养中都能找到中西文化的结合点。

在畅安先生这一辈人中，今天被称之为文化大家的启功先生（生于一九一二年）和杨宪益先生（生于一九一五年）又与之不同。启功先生虽为天潢贵胄，但幼年失怙，又兼家道中落，青少年时代有着艰苦奋斗的历程。先君与启功先生虽相差十三岁，却出于同一师门，都曾受业于戴绥之（姜福）先生，因此启功先生总是谦逊地称先君为“学长兄”。启功先生虽然完成学业于教会的汇文小学和中学，但终是中国式教育，以致后来启功先生常说:“我缺西洋教育这一块儿。”杨宪益先生的情况又有不同，他在一九二八年入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学习已经是十三岁了，六年之后考入英国牛津大学。杨先生的青少年时代也是不大用功的，甚至近乎“顽劣”，就是到了英国之后，也是凭着少爷的阔绰，游遍英伦欧陆，出入于各种娱乐场所。直至他二十四岁时将中国的《离骚》翻译成英文英雄双格体后，他的才华方为世人瞩目。

畅安先生这一辈人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新旧文化交替的特殊时期，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为之提供了较为优裕的环境，受到了很好的文化熏陶。但并非所有这类世家子弟都有他们这样的经历以至后来的成就，其中沉沦者大有人在，甚至居大多数。我想这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这类出身的子弟大多仰仗较为优越的生活环境，养成了纨绔子弟的诸多恶习，不肯认真读书。或是某些世家思想陈腐，抵触新学，致使子弟不能接受新的文化和思想。再加上中国社会变迁更迭迅速，宦海波澜，所谓世家，在二三十年代中急骤衰落。二是社会变革造成文化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试想如果没有中国今天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或者说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他们未能历劫不殁，也不会有他们晚年的辉煌。应该说畅安先生既是他们这一辈人中的佼佼者，也是这一辈人中的幸运者。

谈到文化价值取向，必然涉及一个关于“显学”和“绝学”的问题。

“显学”之谓，始于韩非。在韩非子的时代，儒墨之学称为显学，其他诸说称为“隐学”。对此，韩非子自然是持批判的态度。及至后世，凡是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学术价值较高而又被高度关注的学术派别或类别，则称之为显学。至于那些联系社会实践密切，学以致用，又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经世之学，近代更是奉为显学。而隐学则是距离现实生活较远，而又不为人瞩目的学问。

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显学与隐学并非一成不变。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理论数学，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到中期，尚可称之为显学，但时至今日，在自然科学中就没那么“显”了。又如社会科学中的古文字学、中西交通学和敦煌学，早年并非显学，而在今天的学术界却算得上是显学了。

显学形成的社会因素，既缘于时代变迁导致的文化价值取向，也缘于学术自身的构成与发展，甚至取决于国际与国内学术界的关注程度。

即使以畅安先生的文物鉴赏之学而言，过去多以青铜器、陶瓷、书画等谓之显学。当然，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际，文物鉴赏之学整体也算不得是当时的显学，何况畅安先生最为擅长的木器、漆器、匏器等杂项之学，更可谓是绝学了。中国漆器有着漫长而丰富的历史，但关于漆器的著述却仅有一部《髹饰录》，而畅安先生的《髹饰录解说》也就成为唯一注释和阐述《髹饰录》的力作。《清代匠作则例汇编》更是一部千百年营造匠作的经验总结。或者换言之，正是有了畅安先生的《髹饰录解说》、《清代匠作则例汇编》、《北京鸽哨》这些著作，这些濒于灭绝的传统工艺才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历来是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思想。畅安先生的绝学早年并不被人重视，同时，他中年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没有给他提供得以发挥和施展的空间。直到他的《明式家具研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赏之后，才真正确立了畅安先生在文物界的学术地位。每念及斯，总有种莫名的隐痛。有人曾说，“中国人认识王世襄太晚了”，我总以为不是在说畅安先生，或可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迟来。
如果以显学的观点来评价畅安先生，也许他算不得一位学界哲人，而以学术正统的观念来评价，畅安先生之学也算不得是“大道之学”。但他却将绝学做到了极致，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的著述，也许还应该有更多的思考。

畅安先生的学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他的综合文化素养。凭着青少年时期中西文化的濡养，无论中国的经史、诗词、丹青翰墨，都可以说达到他那一时代中较高水平。当然，对畅安先生一辈的学人来说，并非这些方面的专门家，只不过是那个时代文化人的基本素质罢了。如史学家邓文如（之诚）先生作《骨董琐记》，数学家苏步青先生能作诗填词、一生留下诗作千余首一样，古文、诗词乃至翰墨丹青并非他们的术业专攻，只是一种必备的文化修养。

二是畅安先生的绝学，如古代音乐、木器家具、竹刻匏器、营造髹饰等等。畅安先生自一九五三年进入民族音乐研究所之后，潜心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先生对中国古代音乐的造诣，一方面来自夫人袁荃猷先生的影响（袁先生擅古琴，曾师从汪孟舒、管平湖诸君），以琴怡情，常伴左右，自称“琴奴”。另一方面畅安先生供职民族音乐研究所的时候，与管平湖先生同事，经常切磋，获益匪浅。以至在此期间完成了对古琴曲谱《广陵散》的研究（说明部分）和《中国古代音乐书目》的编写。应该说，这些属于他在民族音乐研究所与业务有关的研究成果。而先生对明清木器家具的研究，却是出自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可以说是执著至极。关于他在那些年远赴通州、河北收购木器家具的轶事很多，我也曾在《斯人去矣 大雅云亡》一文中提到他在早上六点半提个大冬瓜到我家看“气死猫”（一种古代放在厨房、柜门上有窗棂的食品柜，猫闻得到味儿，却进不去，故称“气死猫”）的旧事，这些都可证先生于此道的执著。而先生后来的《明式家具研究》、《明式家具珍赏》等著作也是来源于多年的积累，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关于竹刻匏器的研究，应该说是多来自畅安先生的两位舅父——金西、金东溪的影响，他们都是中国现代刻竹大家，有著述和许多作品传世。竹刻是盛于明代、有着悠久历史的重要工艺，但缺乏系统研究和重视，畅安先生正是以金西厓先生的《刻竹小言》为基础，增加了许多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竹刻方面的经典之作。凡此种种，皆可成为绝学的典范。

三是畅安先生的杂学。这里所谓的杂学，也包括了许多“玩”的学问。林语堂先生在其《论趣》一文中以为，趣是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动机。也正是这种“趣”，令畅安先生超出一般“玩”的范畴，他是以治学的精神精研诸道。养鸽蓄虫，皆有法度;追本溯源，厥有史考。他晚年所撰、所辑、所编的《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代鸽谱》、《说葫芦》等著作，无一不是“玩”出来的学问，而又无一不是这些方面的经典之作。“玩”和“趣”中是要常怀素心、注入真情真气的，畅安先生有许多形形色色的“道友”，这些“道友”大多是些民间匠人和艺人，绝非“斯文中人”。我在先生家中多次遇到这样的技艺工匠，发现先生与之谈笑时眉飞色舞，神态、意趣宛若顽童，实在令旁观者为之感动。

畅安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当是《锦灰堆》了。自一九九九至二〇〇七的八年，又相继出版了《锦灰二堆》、《锦灰三堆》和《锦灰不成堆》，共四种七册，成为《锦灰堆》系列。先生在自书序言中称“锦灰堆”之名是取自元代画家钱选所绘手卷《锦灰堆》，谦称是食余剥剩、无用当弃之物。但我在读到《锦灰堆》时却总想起韦庄《秦妇吟》的“内库烧为锦绣灰”，先生所辑的这些劫后逸文与佚文，似当做“锦绣灰”而观之。中国文化数千年所受到的劫难，竟又如此相似耶?《锦灰堆》四种，可称杂著，收录了先生多年以来的文章、诗词、题跋若干，关乎器物、工艺、书画、文学、乐舞、游艺、饮食各个方面，或忆人、或忆事，无不与先生自己一生的闻见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可见先生涉猎之广博，腹笥之渊深。《锦灰堆》亦可视为性灵之作，于斯而论，与晚明张岱的诸多笔记又何其相似耶?畅安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可谓不离泓泓主脉，而又不弃涓涓细流，绝无迂腐气，这不能不联系到他早年受到的西方文化影响，但畅安先生对西学的运用，却不是搬来的，而是“化”来的。

学问之谓，本无神秘可言，或曰人人可为之，事事皆学问。但对于偌大的中国文化来说，则需要触类旁通，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以知识结构而言，在某一方面掌握大量资料，并能抉隐发微，阐明新义者，当谓之专门家。以当代信息社会的条件和学者智商素质而言，产生许多方面的专门家并非难事，其研究成果也往往会超越前人。但能触类旁通，广撷博采，将众多中国文化元素有机地融为一体，而又具有前辈文化人气质的通家却又不易。何也?时代使然也。再以情趣而言，能执著于一隅，安之若素，上下求索，于“小道”之中得“大道之学”者，更为不多。何也?好尚使然也。

真正的学人当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气质，出于平实，流于自然，而不是故弄玄虚，将本来是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东西无端加以理论化，显得深不可测。谈及畅安先生的学问，我们总会体会到先生那种博大精深中的平实自然，这或许正是先生的风格，也是最令人怀念他的原因罢。

王世襄先生二三事
2009-12-11 作者：王风

■王风

与王世襄先生有过交往的人大概可以用车载斗量来形容，他喜欢的东西多，涉及的类别广，大小朋友遍及三教九流。十五年间，我去拜访他大概也有几十次，不过稍微有点特殊的是，他所感兴趣的那些器物和小生命我一项都没有研究过。他的书我是读的，但聊起天来所提一些看法想必甚是幼稚，只引得他讲讲故事。

第一次见面是陪一位朋友采访，打算顺便请教一个问题，我从南方带到北京的古琴水土不服，裂了，想问问他该怎么办。到他家没多久又来了一位客人，找袁荃猷先生，于是分成两拨儿谈话。其间他和我那位朋友出门复印材料，我见袁先生正和那位访客谈论古琴，凑过去听。就他们谈话，可以猜出来人大概是音乐研究所的，带了一张古琴照片，请教如何写说明。我听着袁先生说“九霄环佩”如何如何，“大圣遗音”如何如何，这张又如何如何，才明白其中大有奥妙。一会儿王先生回屋，快步从袁先生背后经过，并未停脚，远远扫了一眼，说了声:“明琴！”

有关琴裂的问题他介绍我去请教郑珉中先生，过了几年又因他们夫妇的极力劝说，让我得以有幸向郑先生学琴。原先以为王先生会弹琴，后来才知道他试过而没有成功，谈到这事，他总是颇为夸张地显示自己不行:“这我实在弄不了，五音不全。”其实他从小就认识管平湖先生，管先生在父亲去世后随王先生舅父金北楼学画，而金北楼又曾随管先生父亲学过画，王先生告诉我他母亲是以“小师弟”称呼管先生的。王先生和袁先生结婚后，安排太太拜师管先生，大概有弥补遗憾的成分在。随后他拉着郑先生转遍九城，选买古琴，供夫人习琴之用，因此而增加了这一项收藏。

后来因为生活颠沛，袁先生停琴了。或许他们对我随郑先生学琴抱有一些期待吧，一直很高兴接受我的打扰。琴慢慢学了一些，有机缘见到不少旧琴，很感兴趣，也有一些皮毛的感觉。不过在王先生那儿很少聊跟古琴有关的话题，大概他是觉得郑先生在这方面用力更深。所以讲到的都是些故事，比如谈及他在音研所时没事就钻到管先生屋里听琴，自嘲“那场面就是对牛弹琴”。但事实上他有着非凡的鉴赏力，偶尔只言片语让我受益无穷。有一度他们想听古琴录音，让我帮着置办设备，试机器的时候放的是管先生《胡笳十八拍》，他随口议论:“弹得真好，就像说话一样。”这句话对我简直就是醍醐灌顶，一向觉得现在古琴弹奏与老一辈不一样，如何不同却难道所以。听他这一说，茅塞顿开，古琴谱不分节拍，却有句读，这不就跟古代文章一样吗？听了我的发挥，袁先生笑着说:“可不是嘛。”

就我的理解，王先生不管玩也好，收藏也好，研究也好，对于器物，对于小生命，背后有一个一致的东西，那就是他的审美感觉。他喜欢观赏鸽、鸣虫、大鹰、獾狗，但对于老北京常玩的百灵就兴趣不大，甚至他母亲金章女士擅画的金鱼，他也了无心得。这完全是趣味使然，而这种趣味也延伸到他并不直接研究的领域，聊到诗文曲艺等等，他照样有他自己的出色判断。况且无意为文，却写着那么一手漂亮的文章。

搬家后的王先生显出老态，最直接的影响是不下厨了。有时留饭，就到周围小馆子，每次都当仁不让地点菜，并不征求意见，然后详细交待厨师该如何做。有一回郑先生也在，去一家饭馆，进门就见一位当代书画名家题写的店名，他驻足凝视片刻，评价道:“他就是哆嗦。”大家忍俊不禁。那次聚餐有道鱼做得不好，他孩子气地觉得没面子，把厨师叫来好一顿指点。后来与他同乘出租车，车上无线电播着相声，一会儿他就忍不住了，让司机关掉:“这哪是相声，这是胳肢人”。

袁先生去世后，他已经无力再做较大规模的工作。我去得稍多些，陪他聊天，其间有两年在日本，时不时打电话问安，每次他都天气饮食问一圈，似乎对我一人在外颇不放心。回国后去看他，时值盛夏，他如此高龄自然不适合开空调，屋里温度不低，一见面他就建议，“咱们一块儿光膀子好不好”，第一次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只好推说不觉得热，他就也穿着衣服。下次去他又提议，我遵命了，坦胸挥扇大聊其天。聊天的话题很广，其实王先生很关心时事，也许他觉得我的专业多少关联，所以内政外交，我也随口说说，天南地北遛弯儿。但每次他都会涉及的话题只有两个，一是观赏鸽，一是“三反”。他觉得他关心的那些器物和小生命，大多都过了危险期，“大概不会绝了”，惟有观赏鸽，感到依然很危险。所以他说，其他不管了，只写些小文章为观赏鸽呼吁，不过所得到的效果并不让他满意。

至于“三反”，则他始终不能释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王先生全没逃过去，“三反”被关了近一年，右派帽子也是高高戴着，“文革”更是被抄家下干校样样不落。但谈起反右，他记起来的是跑到西山捉蝈蝈。“文革”则大柜当床，干校也有大摆鳜鱼宴的愉快经历，那些给他的灾难他未必看得很重。而惟有“三反”，在他是锥心之痛。我能理解他的感受，说他落后，说他右派，说他反动，哪怕说他反革命，他并不特别往心里去。而“三反”查的是贪污或者盗窃，虽然最后没有任何证据，但也没有正式结论，不明不白放出来后故宫又让他自谋职业，好像坐实了似的。这涉及的是清白问题，在王先生那儿，实际上触犯了他人格的底线，是无以复加的侮辱，对他而言比那些政治帽子不知严重多少倍。我自然无能为力，只是安慰他，“你这辈子清清楚楚，著作俱在，知道你的人，读你书的人，没有一个会相信，咱们用不着谁来下结论，也没人有这资格”。他点头称是，但也许真的衰老了，下次见面还会谈及，就是无法放下。最后一次见他，他分析说当年故宫只把他和朱家溍先生赶走，可能因为他们俩被认为是马衡院长的左膀右臂，而马院长当时已经受排挤了。我真希望他就以此作为最终结论，不过也许入住医院辗转病榻之际他还是不能忘怀这件事吧。每念及此不免难过，这样一个人，总希望国家好，希望别人好，一辈子清白做人，努力做事，尽全力护持文化，延续命脉。现在他走了，这件事终于不再纠缠他了，但实在的，历史欠他一个公道，国家也欠他一个说法。

时年八十岁的王世襄先生，本文作者摄于1994年秋冬之交。

沈沖 文章來源：2009-12-15香港文匯報

喜歡竹刻的朋友，不會不知道王世襄先生（號暢安），作為當代收藏大家，他在竹刻領域的個人收藏以及潛心考據，對藏竹、刻竹的當代竹人都有深遠影響。喜歡竹刻的朋友，也應該都知道洪建華先生（號徽洪），作為傳承徽派竹刻的代表人物，他在近二十年中付出的不懈努力已經把徽派竹刻帶到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同為當代知名竹人，他們的人生際遇是否有過交集呢？在暢老剛剛離開我們的這個時候，筆者有幸和徽洪先生一起回憶了他們之間的一段淵源。

眾所周知，暢老是近代浙派竹刻大家金西崖先生的外甥，算是半個浙江人，而浙派竹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是對中國竹刻藝術最有影響的一支力量。但是，根據暢老的考據，浙江嘉定派竹刻的創始人朱松鄰祖上本就是徽州人（「世本新安（即徽州），自宋建炎移居華亭，又六世而東徙，遂為嘉定人」，見王世襄《竹刻小言》）。嘉定竹刻風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新安畫派的影響（畫派中的代表人物李流芳、程嘉燧又同時位列明末竹刻「嘉定四先生」。根據徽洪先生的考據，李來自徽州西溪南鎮，程則來自徽州岩寺鎮翰山村）。

但是，當時針走到近二十年前的一九九○年，卻是作為半個浙江人的暢老的一本《竹刻》促成了一位當代徽派竹刻名家的誕生。在徽洪先生的記憶裡，那時還在傢具雕刻廠做工人的他在鎮上的小書攤偶遇了暢老的這本經典著述。定價十八元，這對當時的徽洪先生是一筆巨資。所幸，他選擇了買下這本書，從而在暢老的引領下踏上了攀登竹刻藝術巔峰之路。馬未都曾經說過，「王世襄的學問都在他的書裡了，不需要手把手地教。」顯然，這一神奇功效在徽洪先生身上也發揮了作用：儘管在剛剛拜讀完這本書後，他迫不及待地按照出版社地址給暢老寫了一封信，但是沒有回音，而他只有一次次地沉浸到暢老書中的燦爛世界，在積澱中成長。

直到十幾年後的二○○六年的夏天，已經卓立於當代竹刻界的徽洪先生才在北京的小院裡與這位收藏大師坐在了一起。一進屋，一派樸素且有幾分凌亂的場景就令徽洪先生大出意外。沒有堂皇的明式傢具，也看不到琳琅陳設的多寶閣，到處都是書！當時的他可能還不知道，暢老早在二○○三年已經把一生所藏的大部分散去了，那四把一堂的牡丹紋紫檀大椅已經靜靜地在上海博物館寬大的展廳中接受眾多收藏愛好者的瞻仰了。

那一次，徽洪先生帶去了自己最傾心的幾件作品與暢老分享，其中一件明代風格的山澗蓮槎筆筒，一件清代風格的竹林七賢筆筒。這隻竹林七賢筆筒隨後被故宮博物院永久性收藏，成為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第一件成為故宮藏品的當代竹刻藝術品。接下來的一幕，至今仍深深印在徽洪先生記憶中，當暢老從輪椅中勉力站起身欣賞作品時，他堅定地拒絕了徽洪先生試圖去攙扶他的手。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一種竹子一般挺拔自立的品格。因為有這種品格，他才會愛竹，才會成為一位曠世的竹人。徽洪先生願意用他最愛的那句鄭板橋的詠竹詩來形容暢老：「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而在暢老的眼中，他看到了一位新生代竹人孜孜以求十餘年在小小筆筒上留下的功力，暢老在日後寫給徽洪先生的信中提到，論技法你已「勝過當代多數竹人」，但是同時他也看到了這位後輩繼續前行並走向輝煌的方向：傚法前人中登峰造極之輩，「多看顧玨，吳魯珍，朱小松，朱三松，奪人心魄的作品」，所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突破藝術形態廣為借鑒，「如攻圓雕當多看古代雕刻塑像等。如攻淺刻、留青、深刻、透雕當多看繪畫及名家作刻」；加強學識修養方面的努力，以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而今，坐在自己的竹溪堂中，回想與暢老因一本書、一次見面和幾封書信所結下的情緣，徽洪先生仍不禁唏噓這些冥冥中的安排對他的一生所造成的影響。雖然暢老走了，他還留下了他的書，他的精神，玩家的精神，對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錦灰堆的執，對那些執經年的玩物的灑脫地放下。雖然暢老並未親身從藝，但是如果能夠把他的這份自如滲透到刀尖筆下，那麼一件件更超乎所期的文人竹刻佳作將會不斷出現在世人眼前。

走筆至此，一首小詩也已在我胸中成形，就以它來為這篇文章作結吧：

浙人刀下新安筆，

暢老書啟徽洪隨。

淺雕深刻今古意，

溪堂竹徑錦灰飛。

国务院参事室 > 室馆要闻   发布时间：2009年11月29日  http://www.counsellor.gov.cn/Item/5841.aspx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王世襄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1月28日9时2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王世襄馆员生前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致力于祖国文化事业。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非常关心王先生的健康和医疗，其病重期间得到良好治疗和照顾。室党组书记、主任陈进玉，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室党组成员、副主任陈鹤良同志在王世襄先生患病期间多次前往医院或其家中问候，王世襄先生生前亦多次对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关怀及国务院参事室党组的关心表示感谢。王世襄先生去世后，室党组书记、主任陈进玉，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室党组成员、副主任陈鹤良、方宁均到其家中或以其他方式对王世襄先生的辞世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转达温家宝总理和李克强副总理、朱镕基 、李岚清及马凯国务委员等领导同志的慰问。

依王世襄先生本人生前愿望及家属意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家中不设灵堂。

王世襄先生遗体已于2009年11月29日上午火化。

王世襄先生的追思会于12月8日在京举行。

附：王世襄先生生平

　　王世襄先生生平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出生，北京市人，九三学社社员。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3年冬，赴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助理代表，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累计追还、征购数批文物计2000余件。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并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后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48年6月曾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故宫陈列部主任，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一年。“三反”运动中，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后经查明无问题开释。1953年开始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从事有关音乐史方面的研究。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摘帽”后调回国家文物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69年10月被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彻底平反，历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后改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91年7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5月退休。1994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世襄先生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尤其是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曾多次应邀赴美、英等国及港台地区作关于家具、漆器、竹刻、文人趣味与工艺美术的报告、访谈等。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广陵散》(说明部分)、《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竹刻艺术》、《竹刻鉴赏》、《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并有英、法、德文本)、《中国古代漆器》(并有英文本)、《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与朱家溍合编)、《中国美术全集•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并有英文本)、《北京鸽哨》、《竹刻》、《蟋蟀谱集成》、《说葫芦》(中英双文本)、《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精品选》(中英文本。英文本，与 Curtis Evarts合编)、《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

王世襄先生十分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2003年获荷兰“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后，他将全部奖金10万欧元（约100万元人民币）捐献给中国希望工程，用于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建立“中荷友好小学”。

比故宫还要生动的“活故宫”
——记已故著名学者、“中国第一玩家”王世襄
日期：2009-12-01 作者：吴越 来源：文汇报


2009年11月28日，冬天的早晨带走了95岁的著名学者王世襄。

少小好“玩”无不精

王家二少爷好“玩”，十几岁时他就在北京薄有名声。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弄鸽子，耍大鹰、捉兔、逮獾……无不精通。

在后来的文史学家王世襄的笔下，关于他当年的各种玩好都写成了专著或文章。除对书画、雕塑、金石、建筑等方面有精深的研究和丰富的撰述外，王世襄尤致力于具有传统工艺性质的领域，包括家具、乐器、漆器、匏器、竹刻、铜炉、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乃至介于文物与民俗之间的诸多领域都有琳琅美富的收藏。

董桥称王世襄是“中国第一玩家”，是比故宫还要生动的“活故宫”。

余愿未了观赏鸽

有人说，王世襄的收藏境界之高，在于他把往昔如何实现那些美好事物的窍门说透了。在“说透”的背后是汗水“湿透”。是骑辆破车近逛晓市、远访郊区城镇去搜寻家具；是经常出入鲁班馆，向匠师们执弟子礼；是通览古今中外一切有关家具的著作，是穿着破背心、短裤衩在路灯下“和抽着烟袋锅的老汉热烈谈论”（黄苗子语）。

“和王先生聊家具，王先生说这都是劫后余生，早年没地方睡时，还睡过大柜中，别是一番天地。黄花梨方桌购于通县，仅五元，舍不得运输费，自己一手扶车把，一手扶桌腿，将桌扣在背上，骑车运回家的，因此获‘穷王’美称。”收藏家马未都回忆起20年前的往事，感叹不已。

至本世纪初，年逾米寿的王世襄依然忙于整理书稿，为节省时间，常以速冻或方便食品将就，甚至因此而营养不良。

中国传统观赏鸽是王世襄晚年最担忧有绝种危险的鸟类。他多次表示：“抢救复兴观赏鸽是我的一个未了的心愿。如貌美色妍的观赏鸽能得以保存下来，将来人们一定会认识到其重要性不亚于对熊猫、朱鹮的保护。”

千金散去只留“筐”

改革开放后，王世襄出版的三十万言专著《明式家具研究》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时距离他开始搜集古家具的文献实物资料已经有40年之久。

他的友人、音乐家王昆记得，若干年前，因偶尔谈起古家具，她才知道王世襄把花费了几十年收集的79件明式家具，只象征性地收了一点钱就捐给了上海博物馆。“我问了一声：为什么？世襄说，因为买主满足了我的条件，即：不能将其中的任何一件拆散用于自留；也不做商业用途；只能完整地转赠给上海博物馆，供人参观。当时世襄谈这件事情的表情，仿佛是自己嫁出去了一个亲闺女，并且是 ‘陪嫁’丰盈金贵，从心里非常得意、非常轻松、非常荣耀。”

也曾有人问王世襄，散尽一生心血难道真的舍得？他回答说：“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

可能只有一件东西是王世襄不舍得失去的，那就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在怀念亡妻的诗中，王世襄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在那时，他就预想到将来自己远行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两个墓穴之间，“生死永相匹”。

本报驻京记者 吴越（本报北京11月30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