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许多领域均有建树，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又是名副其实的杂家。 　　

他会什么？我一时也说不全。笼统地说，老北京五行八作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有一次闲说话，无意说起话剧《天下第一楼》。他对妓女被带进饭馆居住这一情节颇不以为然，认为此乃东家所不许，行业所不容，故完全不可能, 纯属胡编。他还顺带指出某些名家的京味小说写得"不是那么回事"。只是他心存厚道，没有把这些写出来发表罢了。 　　

王先生家中累代为官，书香远播，他自幼受耳提面命，亦通晓文史辞赋，音乐书画，说得一口纯正的英语，并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然先生始终心有旁骛，只恋一个"玩"字。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功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贫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以求博洽多闻。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随"家"而来的是他的几十部著作，如《中国画论研究》（未刊）、《中国古代音乐书目》、《髹饰录解说》、《竹刻艺术》、《中国古代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说葫芦》、《蟋蟀谱集成》，多为煌煌巨册，亦全为填补空白的开山作，熔铸了他几十年的心血。 　　

数年前，王世襄先生把他的文章选了一下，编成一本书，起名《锦灰堆》，交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不知何故，书出版时已经又过了好些年。接到样书的一刻，我想王先生和夫人袁荃猷先生一定有松了口气的感觉（袁先生为本书出力甚多，详见王先生撰写的后记）；而喜欢这书的朋友，眼睛也会为之一亮，毫不犹豫地掏钱把书抱回家。 　　

这是本精美而又奇特的书。 　　

精美：全书共分三卷，20开见方的本子，封面以清刻本《吴越所见书画录》书影和织锦纹样作底，暗黄色，古朴大方。王先生手书书名赫然印在上面，十分悦目。书内正文分为两栏，版心不大，正文与书口间留白很多，十分舒朗（第三卷诗词卷又有不同，竖版，影印他们夫妇的手迹，天地很宽，有线装书味道）。书内除附大量插图外（其中二百多幅精细的线图均出自袁荃猷先生之手），还附有许多彩色图版。整部书浑然一体，令人爱不忍释。 　　

奇特：这一点无须多说，大到明式家具，小到秋虫冬虫，举凡跟工艺、美术、吃的、玩的相关的，无所不谈，而且不做泛泛之言，不强不知以为知，内容绝对扎实可靠，包括家具、漆器、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诗词十三类，读来如入宝山，获益多多。 　　

《锦灰堆》的名字出自“元钱舜举作小横卷，画名《锦灰堆》”，王先生以《锦灰堆》 名此集，带有自谦的成分。 　　

要评价王先生这本书，非我能力所及。其中许多东西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还有许多东西根本不懂，就是想谈也无从谈起。我是从文学和民俗学的角度读这本书的。因而家具、漆器、工艺、则例等方面的文章就跳了过去，把兴趣注入到忆往、游艺、饮食、杂稿、诗词上了。这种读法当然不可取，但后面的这些文章确实更显示了他的真性情。 　　

在《怀念梦家》中，王先生讲了他学生时代的一件事。那是他和陈梦家先生作邻居的时候，有一天深夜，他和一帮人牵了四条狗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因园丁熟睡无人应门，他们便拼命打门，声音嘈杂，最后只好跳墙而入，把陈先生夫妇吓坏了，以为来了强盗。这事颇能说明青年王世襄身上有股虎气，这"气"用在玩上，必是玩得"昏天黑地"；用在干正事上，也必有所成，"天生我材必有用"，他在玩和干正事上都很出色。 　　

且看他玩。《北京鸽哨》、《秋虫篇》、《冬虫篇》、《獾狗篇》、《大鹰篇》集中描述了他的玩，那真是痴迷到了极点。为了逮蛐蛐。他能绝早出城，顶着太阳满头大汗地在草棵里寻摸，或深一脚浅一脚在野地里摸黑转悠，得到只好虫便欣喜若狂。为养蛐蛐，他肯一罐一罐地给蛐蛐打扫卫生、换水、喂食，一干半天，伺候上百罐蛐蛐而不烦。他还写诗，异想天开地想变成蛐蛐，在蛐蛐罐里住几天（诗曰：万礼张盆碧玉池，鹦哥过笼庇雄雌。缩身恨乏壶公术，容我悠然住几时）。熬鹰更如此，吃过晚饭，右臂戴"套袖"，把鹰一架就出门了，从朝阳门溜溜达达走到前门五牌楼，跟几位同好聊到夜静人稀才分手。然后填填肚子奔西城，踩着落叶，专挑远道，来到一家夜茶馆，又是通海聊。然后又出发，到德胜门晓市，直到日上柳梢才交班回家，在外头整逛荡一宿。文革中大家都在与人斗，他也未忘了玩，秋分、霜降晴朗时，常在山中捉蝈蝈，以此排扰。这几篇写于暮年的文章，感情仍很浓烈，文笔极佳，叙述颇详，并且保留了像《相狗经》这样珍贵的资料，很有文献价值。 　　

再看他干正事。只举一篇《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为例。这是王先生生平最值得骄做的一段经历。1945年日寇投降后，他成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成员，由重庆赴平津区办事处工作。在以后的两年中，他参与了许多重要活动，没收了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四十件；收购了郭葆昌的一批藏瓷；追还了美少尉非法接受的日人瓷器；帮助抢救了一批自宋至情的丝绣；接收了溥仪存在天津张园的一批珍贵文物；接收了海关移交来的德商德孚洋行的一批物品，使这些东西（多国宝）或免干外流，或免于毁坏，或免干散失。为保护祖国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他还赴日本办理过追偿善本书的工作。这些足以说明王先生关键时刻堪当大任，远非一"玩家"所能了得。 　　

还是袁荃猷先生的《大树图》真切说出了王先生是怎样一个人。这是张刻纸作品，一棵大树，圆形的树冠，分十五项把王先生一生所爱刻在上头，昭示了他一生的追求。袁先生还逐项做了说明，其第四条云："范匏工艺在解放后濒于灭亡。世襄《谈匏器》、《说葫芦》的问世，救活了我国这一独有的传统工艺，现在已有不少人从事生产了。"使我知道原来套模子生长的葫芦器能够复苏于今日，乃王先生之力。以后从别人口中还得知，王先生谈明式家具的几本著作，使一些厂家找到了津梁，生产出了好家具，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 　　

大玩家王世襄，此说由来久矣。了解了王先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自会得出结论：此说并不全面。他玩过，玩得比一般人花样多，比一般人蝎虎，比一般人精到，以致大学老师也拿他没办法。但他不是一味光知道傻玩，该用功时他也能埋头读书。要不他的字、他的诗词、英语那么好就无法解释（他一生得益于这三方面的地方颇多）。事情还远不止此，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广泛结交有一技之长的玩友，真正做到用心钻研，虚心请教，并且广泛搜集资料，或一篇篇、一本本形诸文字，或把某一专题的资料辑录起来，配以图片（包括袁先生精心绘制的图样），为人们留下可资追慕的旧日生活图景，确实功不可没。 　　

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王先生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而且不仅老百姓承认这是文化，大知识分子读了也乖乖承认这是文化，这是很了不起的。王先生为此耗费了多少心血，恐怕只有他们夫妇二人最清楚。这种耗费，值得。 　　

难怪黄苗子先生称赞他"玩物成家古所无"，启功先生也说他"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不曾丧志而立志"。所谓大玩家的说法，看来只有淘汰不用了。 　　

王先生能够取得这些成就，与思想解放，政治清明的时代当然也有极大关系。倘若倒退二十几年，整个中国都在阶级斗争的狂涛中沉浮，养猫养狗养花在许多地方尚且通不过，被斥为"地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何况提笼架鸟玩鸽哨？这样的文章即使写了，也只好"藏之深山"，根本不可能发表。王先生老了，赶上了好年头，得以充分发挥余热，干自己想干的事，这是王先生之幸，也是我们这些读者之幸。 　　

我认识王先生时间不长，最初的印象是衣着极随便，为人极朴实，谈吐极随和，像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心广体胖的大师傅，绝想不到他是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现在他给我的印象依然如此。我喜欢这样的知识分子，讨厌那种油头粉面酸文假醋的文人，因而王先生给我的印象一直很好。 　　

前几天我去看望王先生，因为正在看即将出版的《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的校样，他谈了许多跟鸽子有关的话题。他说一年前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播晨曲，画面上有升国旗的庄严仪式，接着一只白鸽飞来，这只鸽鸡头长喙，长相很丑，一看而知是美国食用鸽"落地王"。每逢这时他心里就不是滋味儿觉得有损自尊心，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好鸽子吗？我国有信鸽协会，却没有观赏鸽协会，这是个缺欠。我国鸽种很多，光北京就有六十多种，黑点子、紫点子、老虎帽、灰玉翅、黑玉翅、紫玉翅、铁翅鸟、铜翅鸟、斑点灰、勾眼灰……数不胜数。这些品种都是前人辛勤培育的，我们如果不重视，很可能绝种。他希望我们重视观赏鸽的培养。为此他给各省市园林局广场鸽管理处写了封公开信，呼吁此事，期望会得到积极的响应。

(作者：谭宗远)

那日，在芳草地王老的家中，他兴致浓厚地和我们谈着中国的竹刻艺术。94岁高龄的他，还忙乎着为后辈天南地北地寻找适于竹刻的材料，问及我们南方是否有不施化肥而长成的竹子可用于刻竹，廖廖数语便让我感佩。他虽已垂垂老矣，但拳拳赤子之心却仍未泯。此时，我们之中恰有文友拿出从网上购得的一本《竹刻小言》，是1948年用腊纸自刻的油印本。在场的王老儿子敦煌一瞧，就说：“那是假的，一看就知道是赝品！”坐在我一旁的王世老，却没有发表多少意见，只是轻轻地说，你们如喜欢，我这里还有所剩，送你们每人一本。话音刚落，我们无不喜出望外。就在此刻，只见王老拄着拐杖慢慢移动腿脚，在满是书堆已鲜有空间的屋中，移步去拿书。望着他那敦厚微驼的背影，我真感到为难老人，不好意思地想阻止他，但他已经开灯到对门的另一间房中去了，只见那屋中也堆着一箱箱书，有的似从未拆开过。王老颤颤微微地拿了七八本书，分送到我们手中。我们与网上买来的那本一对，初看之下简直难以分辨真假，但遂一仔细对照，字里行间就露出破绽。

不知是因为《竹刻小言》是王世襄四舅父金西厓先生，一生从事刻竹艺术之结晶，还是因为这本书度过六十年，散发出了一个甲子的历史苍凉，王老说要为我们签名，只见他又移动脚步走上书桌。这仿明代的长桌，是他专从广东找了黄花梨木并自已设计制作，还为书桌写下了铭文。王老端坐桌前，还特地选了合适的毛笔，为我们每本书上签下了“王世襄”几个苍劲有力的手迹。最使我惊奇的是，王老利索地从身后拿起墨汁瓶，倒出一点点墨汁在一小盆碟内，仅费了很少的墨就写了许多的字。当写完后，小盆碟内余墨已所剩无几，但王老却不愿浪费哪怕点滴之墨，重又把碟内的墨汁倒进了瓶里，还连连说：“惜墨如金，啊，惜墨……。”

难道说这是他吝惜吗？当然不是。2003年，王世襄在获得荷兰颁发的“生存与创新”的最高奖，他与在病中的老伴袁荃猷相商后，遂决定悉数捐出办了一座中荷希望小学。王老所藏之古琴皆是稀世珍品，老伴袁荃猷生前所弹的一把古琴，拍卖价高达890万。但为鼓励后人王老却将一把价值不菲的古琴，慷慨地赠送给袁先生的学生。更有甚者，他历经艰难曲折化了半生心血收藏的明代家具，陪伴着老人大半生，没地方摆放便如启功先生所言“就拆开捆起，叠高存放”。王老又将这整整80件明代家具，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以永久地让世人观赏研究。我想，这一大一小，这惜墨如金与悉数捐赠，不正是反映出了王世老“玩物不丧志”的人格魅力，个人俭仆而一心为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已全蕴籍其中了。

1980年4月，经他整理、编辑的金西厓《刻竹小言》，包括他的前言《试论竹刻的恢复和发展》，以《竹刻艺术》的书名正式出版，成为新中国第一本竹刻艺术的研究性图录。这类书中，其中有关于竹诗筒的制作，读后无不使我浮想联翩。王世襄在《竹刻小言》中，引褚松窗《竹刻脞语》云：“截竹为筒，圆径一寸或七八分，高三寸余，置之案头或花下，分题斋中咏物零星诗稿，置之是中，谓之诗筒，明末清初最多。圆径相同，长七八寸者，用檀木作底盖，以铜作胆，刻山水人物，地镂空，置名香于内焚之，香气喷溢，置书案间或衾枕旁，补香篝之不足，名曰香筒。”这里说到的竹香筒，正是董桥在《故事》、《今日风日好》等书中，常说到的明清时代方始流行的文房清玩。我们从《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也可读到元春娘娘从宫里送出灯谜来命大家去猜，猜中了的，颁赐每人一个宫制诗筒、一柄茶筅。这便是依传统用竹制刻而成，不过做工更见精巧而已。

经王世襄整理、撰写的各类竹刻图书出版后，以及10集电视纪录片《中国竹刻》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发行，可以说，一个神奇的中国竹刻世界，已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为中国竹刻的收藏和研究推波助澜。如今，我书桌上放着的一本是60年前油印的，以及一本是新版的由王世襄相赠而用毛笔重新书写的《竹刻小言》，后者我们还能欣赏到他书写的极美妙的欧体法书。啊，不管多忙，闲暇时我常翻开这些书对照着恭敬相读，因为，王老那敦厚微驼的背影，那热乎乎的对后学之笑容，似乎常在鞭策着我！

但是，我想，王世老有一首詩，倒是可以總結這些話題的，他說:“兒時依母南潯住，到老鄉音脫口流，處世雖慚違宅相，此身終半屬湖州。”講到鄉音，他真是脫口流。其實他父親是福建人，他自已在京已居住八十多年，講的是一口京腔；可是，他又能講一腔南方儂軟吳語，有時還夾帶著上海話。這興許是他祖父王仁東晚年居住上海，而父親早年也畢業于上海南洋公學，老上海對他有很深的淵源。王世襄博學多才，但他卻又是一位美食大家。前不久，我赴京與他做訪談，早上去他家，相談到了中午，他要請我們吃飯，坐著輪椅下電梯，到馬路就自已推著輪椅走。到了王老家附近一家名為“義和雅居”的餐廳。落座後，令我驚詫的是，當女服務員請他點菜時，他卻不緊不慢地從老式藍布衫的口袋裏拿出一張紙，原來他事先親手擬好了功能表，那刻，他手持功能表一一詢問某食材有否？並交待菜的做法，經理一見忙將大師傅喚來。只聽王老向廚師問道:“有鮮蘆筍嗎？不是罐頭的，要新鮮的……有鮮蠶豆不？是剝兩層皮的那種嗎？……來一隻烤鴨，可要按傳統刀法片，不要太油膩，然後拿那鴨架燉娃娃菜吃……要一個家常豆腐，得少擱辣，多擱邳縣的豆瓣，白斬雞有嗎？”聽著王老和廚師這一番對答，已令大家暗自嘆服，同時也讓我知道所謂美食大家，便是並不隨著餐廳的功能表來吃，而有“吃主兒”的主見，講究的是新鮮的食材，只求味純並不求貴。一如汪曾祺、陸文夫、台灣的逯耀東等美食家，無不如此。

席間，王老談起自己在湖北咸寧“五七幹校”時，艱難時刻也體現美食家形象，善待自己。採蓮蓬、吃蓮子，一氣買十四條公鱖魚，自創了空前絕後的“香糟蒲菜燴鱖魚白”之美食菜肴。真可謂地上事物，只在他的食中，創造了“幹校六記”外的另一種記事。然而，對比記憶中的味道，王老也感嘆菜肴的味道今不如昔，餐廳為了經營不斷推出各種花式菜肴，卻喪失了原有的口味，很多食材如新鮮蝦仁、大開洋、鱖魚等也因生存環境的變化而難覓蹤影。最後上桌的是最具京味的烤鴨，餐廳為吸引食客眼球，讓廚師現場將烤鴨片成薄片，根據王老的傳統片法的要求是每一片都連皮帶肉，而不像時下大多餐廳裏片烤鴨一般是皮肉分離。烤鴨過後，端上的是王老的獨家菜式:鴨架燉娃娃菜，只見湯汁呈奶黃色，味道醇厚鮮美，娃娃菜也已燉得軟糯甘甜且吸足了老鴨湯的鮮味。王老對自已這一獨創菜式十分得意，開心地對餐廳經理和大家說:“這菜式可加進功能表裏，一般人啊，都不在意這鴨架，吃完烤鴨便完了，其實鴨架燉湯鮮美無比。”用看似不起眼的食材，做出令人讚嘆的美味，比用昂貴的食材烹調，更耐人尋味。

那日，最令我深感驚異的是，當憶念起那幹校的日子時，老人沒有一點苦大難忘的憤怨，反而只銘記了其中的幽默與快樂。從飲食之談，一掃往日多少坎坷愁緒、多少磨難。其實，在他的一堆堆《錦灰堆》裏，不是清楚地向我們寫著:他與夫人袁荃猷最後決心走出一條自珍之路，那就是說用十年、二十年甚或三十年，默默地幹，最後讓“世人終漸識真吾”。

2007年09月14日08:01  来源：人民网－中国新闻出版报

我读王世襄的著作是受了李经国先生编的《奇人王世襄》(三联书店2007年4月版)的蛊惑，单是封面老先生抱着圆香几的照片就足以勾魂了。黄裳先生说，王世襄的“秋虫六忆”端的是最好的散文。我信黄先生的话，因为他多少比董桥更解得京味儿，而不懂得京味儿你是把不到王世襄的脉的。

捉獾架鹰、逮蛐蛐蝈蝈、种葫芦喂鸽子，没有北方这座城市的俗文化背景，也造就不了今天的王世襄。我想象过，假如没有四合院的概念，我不会对王世襄和陈梦家们搜罗的明式家具产生兴趣，尽管这些家具的产地可能是苏州或广州。芳嘉园和钱粮胡同里的房屋比拙政园更让我感觉王世襄的家具亲切可爱。所以，我情愿听京郊焦庄户的农人笑话我买的葫芦是冤大头，也不愿读董桥对王世襄《说葫芦》的评论。在董桥笔下，葫芦只是个古董一样的玩意儿，离王世襄的葫芦境远了去了。我自己是到了城南旧货市场附近的鸽市转了转，跟卖鸽子的人聊了一阵才找到读王世襄《北京鸽哨》（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的感觉的。没有这种切身的体验，鸽哨之类也就是个玩意儿。

王世襄先生给文人立小像的时候不多，带感情色彩的几乎只有“忆梦家”那篇。翻翻《锦灰堆》（三联1999版），你会发现随处都有王先生给民间匠人艺人立的详传，并且只要有照片一定附上。我不计重复地买回许多王著单行本，除了在这些书里读到魏晋文章、世说风格外，感服这种文德也是一个因素。“实不敢当，实不敢当！”人或称他为收藏家，王先生必起身正襟回应。以他的眼光，或者不是谦辞。王世襄的贡献倒是给他终身成就奖的荷兰人讲的正确：“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大家喜欢谈《明式家具研究》引起的古董家具价格的上扬，却不知范瓠的行当也因为《中国葫芦》（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而复兴呢，所以王世襄岂能以收藏家目啊！我自己以为“秋山捉蝈蝈”诸篇是最好的文学作品，比《世说》和《聊斋》都不逊。世襄先生的《自珍集》（三联版）让人觉得书能印成这样倒贴笔润也心甘情愿。《明式家具珍赏》是力作，印得却粗糙；《明式家具翠珍》（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余墨，却印得漂亮大方、朴素而又用料讲究。读王世襄的书是需要些许投资的，《说葫芦》港版在北京的琉璃厂已经卖到1800元人民币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你想掏铜钱还买不到。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美国所）

这就是京城有名的“玩家”王世襄。所谓“玩家”，是他自己给自己下的断语，也是京城文物鉴赏界送给他的通称，他自己取“玩物丧志”之谦，别人却认为这正是他在文物鉴赏方面的潇洒与精道。

世家出身的王世襄似乎天生就与文物鉴赏结缘，“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燕京大学毕业后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对明清家具、竹刻、漆画、葫芦等都有独到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绘画也常有涉足，写的一手流畅的行书，对书法怀有浓厚的兴趣，对古代乐器也有很深造诣。鉴赏把玩之余，每每写下研究文章与赏析心得，积久了就有许多辉煌大著：《中国画论研究》、《明式家具珍赏》、《故宫博物院藏雕器》、《蟋蟀谱集成》、《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感于王世襄先生的博大精深，决定用最精良的出版手段出版他的文集。王世襄本人似乎也觉得该对自己近乎一生的研究进行总结了，于是他不顾眼疾的困扰，夙兴夜寐，亲手选定文章篇目，洋洋三大卷，并拟得《石渠宝笈》之古意，定名为《锦灰堆》。

王世襄是个杂家，文物之外，他还有许多既高贵又普通的爱好。高贵者可以高到稀世书画、金玉珍品，普通者可以平常到养狗、养鸽、食谱、花鸟。同时，他更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与才情，歌诗作赋，常常博得同道的喝彩。

《锦灰堆》一、二卷用大部分篇幅呈现了王世襄在书画、工艺、竹刻、漆器等方面的独特发现和独到见解，收录了王世襄80岁以前的绝大部分重要文章，并不惜重金刊用了一千余幅图片，线图近300幅，黑白图400多幅，彩色图近300幅，其中不乏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稀世珍品，王世襄这次一并在这里展示，让读者大开眼界。第三卷为王世襄个人的“吟哦”之卷，是他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情怀所寄，有唱和之作，也有感怀之笔，古诗写旧让现代的读书人望尘莫及。《锦灰堆》展现给读者的不是一个现代的世界，王世襄的精神领域里也没有电脑和网络。王世襄是一个用独特方式传递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古人”。

王敦煌

由于野兔在西餐中扮演了这么高贵的角色，以至于父亲王世襄还为它设计过烤箱，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家里的烤箱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坏了，而这种烤箱在市场上已经绝迹了。难道这种美味也从此无法再制作了吗？他突然萌发出一个设想：能不能用替代品呢？

父亲去了日用杂品商店买来两个铁锅，一大一小，大锅可以把小锅扣上。又认真测量了小锅锅口的尺寸，还是吃不准它的具体尺度，于是乎带着两口锅找铁匠去了。在黑白铁加工部和那儿的师傅一比画，那位师傅听明白了，敢情是要制作一个烤盘放在小锅里。

烤盘制作好了。那是一个正方形的铁烤盘，放在小铁锅里，烤盘的四角架在锅壁上，四边和圆形的锅壁之间形成四个半圆形的空当。用一个家里的煤球炉子，在炉口边上置放三块支火瓦，把小锅锅底架在其上。再用三块半头砖，放在炉台上，用大锅把小锅扣底下，锅沿架在半头砖上。这一组合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烤箱”。这个方法和张奶奶烤整个儿馒头用的方法如出一辙。到底是谁的“专利”，就不得而知了。

下一步还要试试能不能用。去市场挑选一只上好的野兔，收拾干净之后，如法配料，包裹好了之后，把野兔前后腿往中间一拢正好放在烤盘上。

在烤制中也要把炉口用火盖压成微火。约摸两小时，野兔烤熟了。其口感以及烤制的质量和以前用烤箱所烤的无一不同。这就是父亲设计并使用的第一款自制烤箱。

后来北京开始使用液化气了，这个烤箱又不适用了。父亲又找铁匠师傅制作了一个新烤箱，这个烤箱全部用铁条和铁板制成，它的外观有点像鸟市上卖的用于喂养虎皮鹦鹉那种方形的塑料鸟笼，方壁尖顶。前面有门，箱体内有铁条可架置烤盘，把它架在火眼上，把要烤的东西放置箱内，比前款烤箱又好用多了。这一款的设计“专利”属于父亲是绝对的，可是退一步说这还算是单纯治馔吗？

这就是“吃主儿”所为。

文化老人系列

●有人说，王世襄是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却自认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

●有人说，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王世襄却只为中国传统国宝一件件地消失而痛惜和呐喊。

●杨宪益为他赋诗：“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

●黄苗子对他说：“你怀里的蝈蝈，比你一生幸福温暖。”

王世襄小传

王世襄号畅安，1914年生于北京，兴趣广泛，喜爱古诗词，曾从事音乐、绘画、家具、古琴、竹刻、传统工艺、民间游艺等多方面的研究，均有论述，著有《锦灰堆》等数十种著作。

采访王世襄先生之前，先打电话沟通。“别的事情我不想提了，我就想说鸽子。”他说，“我还要讲讲鸽文化和你们广东的一段渊源。”

王世襄现在的住所，不是文化界闻名遐迩的芳嘉园小院。那座本属王家的私人院落，曾一度庇护了黄苗子、张光宇等落难朋友的家庭，“文革”后被政府安排成多家混居的大杂院，洋铁工人成天敲敲打打，往日安宁不复在。于是离开原来无法忍受的嘈杂环境，搬到城外住公寓楼房了。

那天下午和摄影记者一同前往王世襄的公寓，进屋后赫然见到门后贴了这样的纸条：“请勿照相，阻止莫怪。”王世襄解释：“我这里贴着‘请勿照相’，是针对家具店的，因为他们照了相，放大后成为他们的广告。我说我要争取保护肖像权，让他们把摊子撤掉，否则我就找律师了，说了几次，他们才撤掉了摊子。以后我就干脆写了一个‘请勿照相’在这里等着，凡是跟文物有关系的家具店、古玩店，我一律不让照相。”

客厅很宽敞，四处摆放着王世襄的各类收藏品，外人看不出其中的章法。厅中挂着王世襄的妻子袁荃猷的遗像，2003年10月，和王世襄相濡以沫的袁荃猷病逝。谈起三联书店刚出版的王世襄新作《锦灰三堆》，他取出一封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范用刚寄来的信，信的大意是：“三联书店送来《锦灰三堆》，十分欣喜。我告诉三联，《锦灰堆》是他们出书中最有价值的著作，可谓空前绝后之作。《告荃猷》十四首，感人至深。希望兄能够想得开，保重身体。嘱安。”《告荃猷》十四首收入书中“畅安吟哦”部分，其三为：“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

王世襄的精神很好，他告诉我，自己左眼已失明十多年，现在每天早晨下楼走走，基本上不出门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了。提起他的至爱鸽子，老人家眼神一亮，滔滔不绝地谈着鸽子的种种可爱处，此情此景，让我恍觉像多年前静听一位好友倾诉对心仪之人的相思之情。每谈到鸽文化不为世人重视时，老人家不时感叹：“现代人全跑去赚钱，把中国传统的东西丢了，太得不偿失了！”

谈话中，王世襄不时取出原先准备好的资料，他新近在《北京晚报》发表的“延续中华鸽文化，抢救传统观赏鸽”系列文章，复印得整齐有序。而刊登了《温总理的关怀名学者的心声》一文的《羲之书画报》，老人家竟给了我两份。谈起与广东的渊源，老人家取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手执放大镜，一字一句地指出书中关于鸽子的记述。

在倾听鸽文化之余，我不时提起老人家的故知好友，引起他和朋友相关话题的谈兴，话题稍微深入时，他不时提醒：“我们今天只谈鸽子。”当无意聊起一些朋友的趣事时，老人家妙语连珠。提起董桥喜欢收藏文物，新作中多次提到王世襄，钦佩之情跃然纸上。老人家说：“他买的有些文物不对，不是真的也拿来当真的。”

临走时，老人家突然提起自己的孙子：“十四岁，写了一本半文言文武侠小说《双飞录》，现在又改写短篇散文。他看的书很广，法律、历史、宗教什么都看，金庸等的小说都看了，古书能看《文心雕龙》。在学校老师不喜欢中文比他好的学生，处处为难他，因此退学了。我们的教育制度有问题，有特长的也需要培养。”

不知不觉谈到晚饭时间，我们告辞前，家中保姆取出王世襄的晚餐，没想到一代美食家的晚餐，竟是肯德基的汉堡！

回忆梁思成

王世襄出身书香门第，自述：“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一次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上有历史学家邓之诚先生的课，在邓先生讲得兴致勃勃之际，王世襄怀里的蝈蝈叫了，邓先生很不高兴，把他赶出了课堂。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3年，王世襄完成《中国画论研究》后，赴重庆寻求工作。是年冬去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从梁思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南方都市报：最近读梁思成和建筑学家陈从周的书，陈从周回忆，1958年中国营造学社受到批判，梁思成说自己的文章遗毒很深，在座的陈从周就会背我的文章，所以他也应该受到批判。陈从周因此以营造学社外围分子也遭到批判。后来，梁思成去世的时候，陈从周在五七干校劳改，想发唁电过去，但是他受到监视未被允许。陈从周说：“梁思成是我的老师，如果老师去世我不发唁电，那我父母死了以后，我还要不要去纪念他们？”勉强允许后，当时胃出血的陈从周从村里跑到城里发了唁电，看了让人心酸。你和梁思成的交往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王世襄：我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与梁思成共事近两年。本来我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带我去见他，傅斯年对我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梁思成便收留我参加中国营造学社。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们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情况怎样？

王世襄：在李庄，我们就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所有人的吃、喝、住、工作全在里边，我与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也是天天见面。梁先生考察过不少地方的古建筑。我去得晚，只有两篇稿子收入手书石印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1945年日本投降，我就回北京了。

南方都市报：解放后，梁思成主张把北京的老城墙保护起来，北京再建一个新城，这样就无须破坏旧建筑，老京城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园。今天我们再看这段历史，非常痛心。

王世襄：关于北京城墙的问题，当时每天有人在清华大学等梁思成回来，聆听上级决定，一次比一次不好。最后上级说：“你(指梁思成)要再保留城墙就是反革命了！”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曾说，我要看到四周都是烟囱。

南方都市报：郭沫若、郭小川都写过诗，歌颂烟囱很雄伟。

王世襄：他们也许有违心之论，不得不这么说。郭老是腰杆不直不硬啊！我们看到《宣和画谱》著录五代黄筌父子画有很多金盆浴鸽图，宫廷中用很考究的盆，鸽子在里边洗澡，洗完之后站在花间休息，整个是一种融合的风景，是一种园林的风景。不像现在园林是“死”的，缺少活的自然的东西。所以，古代画上有一个背景，与当时文化背景、气氛联系在一起。现代人不懂，只是追求高楼。高楼应该有，但是这种古代韵味的园林也应保留了一部分。

《自珍集》缘起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世襄受命奔走调查，收回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接收保管，这是他自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没想到，这段经历竟使王世襄后来受到残酷打击。“三反”冤案、故宫除名、五七扣帽的厄运接踵而至。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后追回国宝的经历对你的人生影响大吗？

王世襄：影响大，我的经历很坎坷。解放后博物馆界有三位馆长自杀，他们太脆弱了。以我的经历，他们可能要自杀十次。我很坚强，蒸不熟、煮不烂，我就是我，我有一定之规，一不自寻短见，二不铤而走险，全力著书立说，做对祖国文化有益的工作。我按照我的道路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应该得到公正的认识，我能做到，这就是我胜利。

当时我们运回来的105箱善本书，从日本运到上海。溥仪从故宫携出的细软，纳粹德侨收集的重要青铜器，现都在故宫博物院，都是我那时候追回来的。其实，当时我人微言轻，办不成这些事情，多亏桂老朱启钤敦促宋子文出面，有当时行政院办事处人员参加才办成的。

可是到了三反，把我关在东岳庙。他们不调查研究，也不问我，就是逼迫我，昼夜逼供，穷追猛打，疲劳轰炸。不说我偷什么东西，只是要让我交代，关了四个月的时间。出来之后，又在公安局手铐脚镣十个月。朱家溍(记者注：文物鉴定专家，金石学家)因为是国民党的缘故，被关押的时间更长。我不是党员，跟教育部的人也不认识。就是因为在梁思成那里工作，还有马衡(记者注：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推荐我去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我肯干、肯跑、全力以赴追回几批重要文物，光是溥仪的就有一千多件，里边有商代的玉器、宋元手卷。这些东西一直运到故宫里头打开箱子，我才看到东西，才登账，登完账就进库房了，根本没有经过我手。但是他们不调查，详细述说又不信。一帮打虎将是乌合之众，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从语言行动显然看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会猛拍桌子猛喊。从三反以后不再用此方式搞运动了，说明我们国家进步了。

后来被释放，没有任何结论。我拿到一个通知，说故宫博物院已经把我除名了，让我去劳动局登记自谋生活。我曾去北海团城找郑振铎(当时的文物局局长)，为什么我有功无罪反而被开除，我把通知给他看，他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眼睛看着外边的白皮松。我心想，这个决定可能不是他作的，甚至可能作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也没有力量更改这个决定，我跟他谈也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我把通知要回来就走了。通知一直保存到“文革”，抄家的时候才没有了。

后来，我到了音乐研究所，碰上1957年反右运动，又被划成了右派。这个右派当了二十多年。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自珍集》。就是那个时候早就想好了。所谓“自珍”，就是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但是光这样还不行。这样就于事无补、虚度此生，我思考我还能做什么，什么是有益的。那个时候我认为有益的，如编《清代工程则例汇编》，都被打击、贴大字报、批判。很多东西就被打断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做，成为重要题目了。所以，我就认为要埋头苦干，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总会为世人知晓。后来我做到了，我一共写了四十本书。2003年我获得了荷兰的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我还把那个奖金捐给了希望工程。在国内网上投票中，我获得了“2003年度杰出文化人物”称号，名列巴金、王蒙之后，张艺谋第四。所以，我做到了，我笑到最后了。

友聚芳嘉园

王世襄喜欢玩，明式家具、古琴、蟋蟀、鸽哨、葫芦、竹刻、鹰、犬、文玩，无不玩得入迷。因为志趣相投，王世襄也结识了许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留下不少佳话。大收藏家张伯驹和王世襄相交不久，一听他在潜心研究书画，竟让他将陆机的《平复贴》这样的稀世之宝带回家研究。反右后，黄苗子、张光宇两家没有住处，王世襄毅然让他们住进了王家的芳嘉园小院。在五六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王世襄的芳嘉园小院成了不可多得的文人聚会场所。

南方都市报：你收藏明清家具这些东西，都是业余搞的？

王世襄：对，都是业余搞的，而且都是1945年回来以后，我东拾西捡买来的。我写过一篇文章抢救古代家具，写到外国人很重视保护古代家具，被抓住把柄，说我崇洋，1957年挨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整天弄一个车，车后边有一个大架子。大桌子、椅子我都骑车子载回来。全北京城我到处跑，春节我还跑到京东宝坻县。大年三十晚上，在小店里睡觉。小店里很冷，没有火。我拿两只鞋鞋底对鞋底一扣，放到炕沿上当枕头。只有这样才能买到极便宜的物件。

南方都市报：那钱从哪里来？

王世襄：那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人要，当破烂，很便宜。并且贵的东西我买不起，我都是买便宜的东西。买回来，我请人修，恭恭敬敬请教，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南方都市报：那些古琴从哪里来的？

王世襄：那时候的古琴，全是用东西换的，用我母亲的首饰换的。

南方都市报：我看过有关芳嘉园的文章，你让黄苗子、张光宇这些落难的朋友有了安身的住处，觉得特别感动。

王世襄：芳嘉园已经拆掉了。这次我出了一本《锦灰三堆》，里边有一些文章记录了鲜为人知的事情，如黄苗子、张光宇先生搬到我这里之后的一些事情。以前的院子什么样子、“文革”时期什么样子，还有些与这些人关系的文章。你看，我跟郑振铎、张伯驹、张光宇的交往，还有我在音乐研究所的一些事情，都恍如梦寐，不写出来就忘了。

我们现在也经常通电话，因为现在很少出门了，所以每个星期都会通电话。启功先生后来住进医院，不能去看他，他也不认识人了，也不能说话了……我比他小两岁，他去世的时候93岁，我今年91岁。我给他写了一副挽联，八个字：“师多于友，痛不能言。”我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启先生了，我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很多地方都请教他。他给我改过文章，我的很多文章都请他看过，我不懂的问题他都告诉我。所以，我们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他和我虽然是朋友，但是老师的成分多于朋友的成分。

南方都市报：启功书法好、学问好，为人也好。

王世襄：以后恐怕不会出现这样的人了。他90岁的时候，李瑞环在钓鱼台给他做寿，请启先生的朋友，还有画家大概100来人。我送给他一副寿联：“自古难兼德学寿，当今独擅画诗书。”

南方都市报：你写《中国画论研究》的时候，有没有跟他切磋？

王世襄：有。里头有一些论点也是看了启先生的。比如南北宗的看法，我本来写的不是那样，看了他的文章我又改了，所以很多地方都是师多于友。

南方都市报：你向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借陆机的《平复贴》这样的国宝，他居然让你带回家研究。

王世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那是1946年的事情，我们当时的交往并不深，我1945年从南方回来才跟他有一些来往。我在书画方面做研究，他都大力支持，后来被传为佳话。

南方都市报：这种事情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你当时怎么想的？

王世襄：这还给我很大的负担，我找了一个盒子拿回家，那个月我都提心吊胆，每天都看有没有丢失。(笑)

南方都市报：张伯驹晚年住院，八个人住一个大房间，环境差，后来提出能不能换一个单间，医院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住单间。张伯驹去世的时候，他的朋友说，张伯驹捐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整座医院。

王世襄：唉。张伯驹最倒霉的时候是在吉林。“文革”时期博物馆关门，把他“轰”出去到农村插队。到了舒兰县，村民说自己的粮食不够吃，还分来两个不能干体力活的人白吃我们的粮食，他们不收。没有办法了，张伯驹回到北京，但成了“黑人”，没有粮票。于是大家都给他凑粮票，帮他过活。后来，陈毅追悼会上，他送陈毅的挽联受到毛泽东赞赏，就给张伯驹安排在文史馆工作，一个月70元钱，才有了粮票，但之前做了两年的“黑人”。黄永玉画过一张《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画了他在莫斯科餐厅怎么吃饭，真是力透纸背。

学人美食家

学问研究之余，王世襄还是一位能写会做的美食家。汪曾祺曾说：“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曾是王世襄芳嘉园邻居的郁风则回忆：“王世襄不但买菜是行家，哪家铺子能买到最好的作料也是行家。不但吃的品位高，做菜的手艺也是超一流。”

南方都市报：你为什么不专门写一本关于美食的书？

王世襄：我写过很多有关美食的文章，但是没有想过专门写一本书。因为现在吃饭就是填饱肚子，没有什么可吃的了。现在的东西味道全变了，鱼不是鱼、肉不是肉、鸡不是鸡、鸭不是鸭，蔬菜什么的全变了味道。我从前很喜欢做饭，有时候还专门跑去别人家做饭。我经常去范用家里做饭，李辉给我写的传记《找一片自己的天地》封面就用了我在范用家做饭的照片，因为当时范用住得跟李一氓先生比较近，我经常去那里。可是，现在我自己买的原料都不对了，我也做不出原来的味道了。现在的原料都变了，肥料不同了，生产方法不同了，整个都跟饲料肥料有关，再加上诸如灌水肉等等。我已经感觉不到有什么可吃的了。只有晚生的一辈人最幸福，没有吃过以前的东西，什么都能接受。吃过原来东西的人就会觉得索然无味。

南方都市报：我看过一个理论说，人的味蕾有记忆功能，一个人小时候吃的好东西都在十几岁之前有记忆保存下来。以后吃的东西，都是按照以前的记忆来分辨好坏的。

王世襄：但是吃的东西变质了。以前的葱，除去外边两层皮，里边是鲜嫩的，现在的葱剥到里边，还是硬的，炸也炸不熟，吃到嘴里不化，有渣滓，根本不是味道。比如你做一个菜，葱烧海参，一定要好葱。以前我有一个很出名的菜——焖葱，但是用现在的葱做不出来。

南方都市报：汪曾祺先生在《学人谈吃》的序中说，你和几位朋友在一起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你带了一把葱，做了焖葱这个菜，结果把所有的菜都压下去。有这回事情吗？

王世襄：我当时经常去朋友家里做饭。汪曾祺当时给我写文章，还问我叫什么菜系。我说我只是外行，可以叫外行菜。古代画家有“行家”和“戾家”之别，戾家就是非专业之意，所以不妨叫“外行菜”或“戾家菜”。现在北京有个不好的风气，各式名目起得好听，菜却坏透了，整天就是一桌，外国人跑去吃，贵得要命，讨厌至极。

南方都市报：写美食的文章，汪曾祺、唐鲁孙的都很有味道。

王世襄：我跟汪曾祺很熟，我在他们家里做过饭。他很喜欢写东西，沈从文的弟子，得了真传，文笔很好。

南方都市报：汪曾祺很淡雅、随意。唐鲁孙的文章好像在不断追忆童年的梦想。

王世襄：他是皇家后裔，和珍妃一家。

保护鸽文化

在众多玩艺中，鸽子是王世襄的至爱。他读北京美侨小学时，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责他如再不更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评差。后来读燕京大学时，在刘盼遂先生的“文选”课上，王世襄故态复萌，“习作呈卷”题为《鸽铃赋》。如今年过九十，王世襄最大的爱好是鸽子，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宣传鸽文化，并千方百计呼吁社会各界重视鸽文化，如绝种，太可惜了。不保护传统文化就是罪人！

南方都市报：我听说你最近只痴迷鸽子，其他东西都不太感兴趣了。

王世襄：我不是迷鸽子，我只迷对鸽子的抢救保护，千万别灭绝。我曾多次问青年人见过几种鸽子，回答只见过两种：信鸽和白色的所谓和平鸽，其实是美国培育的食用鸽。中国传统观赏鸽，对不起，没有见过。这就是严重的危机。养信鸽是一种变相的赌博，还有很多歪门邪道钻空子。说白了，就是一个“洋”东西，发展得俗不可耐的东西。现在信息发达，虽然完全不用信鸽，但变成了一个赌博工具。谁的鸽子放飞回来可以“得奖”，而且奖弄得很大，台湾赌得更凶。国内就是有鸽棚，养信鸽的花钱把鸽子交给鸽棚，钱多少不一定，有的几千元，有的几万元。一个鸽棚有上万只鸽子，交给鸽棚的钱包括喂养一定时间以及统一放飞的费用。为了保证公平，信鸽统一放飞。比赛后看谁的鸽子先飞回来，评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然后第二天就拍卖。获胜的有些可以拍到10万元、20万元、30万元。因为基因上的考虑，最早回来的还可以作为种鸽。获胜能够得奖，奖金就是从参赛选手原来缴纳给鸽棚的费用中拿出来的。但是，比赛中也有不少人作弊，台湾作弊更厉害。一沾染到金钱和赌博，种种弊病就出来了，花样也多种多样。比如，比赛是从上海放飞，有些人就把鸽子先放到上海养两个月，因为鸽子对上海的“家”有印象，就能够很快地回到上海的旧家。养鸽子的人在上海等着，等拿到鸽子后，就开汽车回来，比飞回来的快。还有一种方式，有些人研究鸽子的路线，在路线之中，会找一个地方挖一个坑，坑中填满水，等着经过的鸽子下来饮水，坑边设置一个网捕捉鸽子。捉到不属于自己的鸽子，就打电话给鸽子的主人来赎，等于绑票。我没养过信鸽，对弊病不详。这些都是养信鸽的人告诉我的。

白色和平鸽是食用鸽，实际上是美国培育出来的落地王，繁殖快、肉质鲜嫩，适宜食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长成，可是现在一般人都给这种食用鸽一个美丽的名字。当然，也有人在公园中养这种落地王，给儿童赏玩，卖鸽子饲料赚钱，这倒无伤大雅。中央一台过去每日早晨的《东方时空》，升国旗、奏国歌，大好河山，然后演到长城，很远处飞来一个鸽子，近处一看长嘴巴，就是美国的落地王！播出的不是中国的观赏鸽，而是播了美国的食用鸽，这对于我们了解鸽子的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伤害我们的自尊心，我们接受不了。多数人不知道中国传统观赏鸽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因为花色最多，而且历史渊源悠久，有上千年历史。有史书记载，有诗词歌赋赞美，有名画家写生，还有专门著作仔细研究。

南方都市报：据说商代就有人养鸽了。

王世襄：对，源远流长。商代玉鸽的嘴巴已经很短了，跟野鸽子不一样，可能商代已经有人喂养了。经过历朝历代人们的饲养，人工对鸽子基因的选择、淘汰，用选优的标准使鸽子“齐整”。眼睛、眼皮、头、脑形、花纹的要求，都越来越有讲究，到了明清两代达到高峰。

南方都市报：你在研究中发现传统观赏鸽在广东灭绝已久的原因，是怎么回事呢？

王世襄：我发现明末清初广东屈大均写了一本颇为著名的书《广东新语》，记载明清之际赛鸽赌博在广东已很盛行，这是导致观赏鸽灭绝的原因。书中有一段讲广东的放鸽会十分详细，当时每年的五六月举行放鸽会，养者把鸽子送来，每只鸽子交两钱银子，这就基本上与现在的鸽棚一样。如果按照当时银价来说，养的人很多，输赢数目很大。广州的鸽友刘俐在越秀公园养鸽子，达到上千只，给游客赏玩。我问：“你们广州有没有观赏鸽？”他们告诉我早就没有了，现在广州的观赏鸽都是从北方买回去的。为什么广东没有传统观赏鸽，就是因为广东赛鸽二三百年前就有，致使观赏鸽绝种。

南方都市报：面对观赏鸽的这些危机，你认为在学术研究上应当如何做？

王世襄：面对观赏鸽的危机，我70岁的时候，想编一部鸽谱图册。我邀请了一个摄影师，到所有的鸽市去拍鸽子。结果大失所望，看不到可以入谱的鸽子，危机感就更为加重了。北京的鸽市大不如前，以前的鸽市上很多品种都可以看到，还可以选择好坏。我又去找养鸽子的人家，结果也看不到好种，因为没有实物，没有照片，书籍就编不成。有人告诉我，外地越是偏僻的地方可能越是有一些珍贵品种，像陕西一带，因为城市变化小，平房没有怎么拆。但是当时我的年龄也不允许我专门找一年时间出去，我还有其他书要写，这个有照片的《鸽谱》构想就落空了。

1994年，我80岁时，发现故宫藏有宫廷画家用郎世宁画法的四部鸽谱，从康熙到清末，共有180幅。郎世宁画法非常写实，能代表各种鸽子的特色。因为如果是在写意派的笔下，就看不出是何品种了。我利用画谱编成《明代鸽经·清宫鸽谱》一书，成为中国最早一本有观赏鸽彩图的书。现代的有些品种已经消失了。四部清代鸽谱画得不尽如我意：第一，有很多重要的品种，我认为清代已经有了，但是清代鸽谱没有收进去；第二，有一些很常见的品种，清代鸽谱收录的不是最好的，我们现在还能看到比它好的；第三，有一些没有定型的，清代鸽谱也没有必要去画；第四，清代鸽谱有些品种的花色有毛病，说明清代鸽谱把不合格的收进去了。这就怪送鸽子的人，因为画家不一定懂。

虽然我活到90多岁了，但是还是有一个极沉重的责任感，要让下一代年轻人知道：只有观赏鸽能够真正表明中国文化。这是中国传统的国宝，无论如何都要保留下来，一旦消失就无法恢复。现在我在《北京晚报》上每个星期写一篇关于传统观赏鸽的文章，利用从各个角度找到的材料，汇集整理准备写几十篇关于鸽文化的文章。

南方都市报：你研究的许多学问看起来都是偏门，但是研究一个就带动一个热潮，就像当年的明式家具研究一样。你现在研究鸽子会不会也带动一个热潮呢？

王世襄：我是很执著罢了。现在我做鸽子的东西，我就希望能有多少做多少。据说，已经有一些影响了，有一些鸽子已经涨价了。有些事情一定要国家的力量，比如天安门养鸽子，就一定要国家支持。

我希望你们多宣传一下传统观赏鸽文化，因为没有人写，以前我的事情都有人写过了。可以在报纸上说我现在做什么工作，我知道鸽子的情形，如果不呼吁，灭绝了就太可惜了。我有这个责任感。

B16－B18版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B16－B18版摄影：新京报记者郭延冰

特别感谢李辉先生提供支持

图：

虽然现在看书必须借助放大镜，但王世襄仍坚持每天阅读。

在王世襄家中的醒目位置摆放着他与夫人的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