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竹刻的朋友，不會不知道王世襄先生（號暢安），作為當代收藏大家，他在竹刻領域的個人收藏以及潛心考據，對藏竹、刻竹的當代竹人都有深遠影響。喜歡竹刻的朋友，也應該都知道洪建華先生（號徽洪），作為傳承徽派竹刻的代表人物，他在近二十年中付出的不懈努力已經把徽派竹刻帶到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同為當代知名竹人，他們的人生際遇是否有過交集呢？在暢老剛剛離開我們的這個時候，筆者有幸和徽洪先生一起回憶了他們之間的一段淵源。

眾所周知，暢老是近代浙派竹刻大家金西崖先生的外甥，算是半個浙江人，而浙派竹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是對中國竹刻藝術最有影響的一支力量。但是，根據暢老的考據，浙江嘉定派竹刻的創始人朱松鄰祖上本就是徽州人（「世本新安（即徽州），自宋建炎移居華亭，又六世而東徙，遂為嘉定人」，見王世襄《竹刻小言》）。嘉定竹刻風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新安畫派的影響（畫派中的代表人物李流芳、程嘉燧又同時位列明末竹刻「嘉定四先生」。根據徽洪先生的考據，李來自徽州西溪南鎮，程則來自徽州岩寺鎮翰山村）。

但是，當時針走到近二十年前的一九九○年，卻是作為半個浙江人的暢老的一本《竹刻》促成了一位當代徽派竹刻名家的誕生。在徽洪先生的記憶裡，那時還在傢具雕刻廠做工人的他在鎮上的小書攤偶遇了暢老的這本經典著述。定價十八元，這對當時的徽洪先生是一筆巨資。所幸，他選擇了買下這本書，從而在暢老的引領下踏上了攀登竹刻藝術巔峰之路。馬未都曾經說過，「王世襄的學問都在他的書裡了，不需要手把手地教。」顯然，這一神奇功效在徽洪先生身上也發揮了作用：儘管在剛剛拜讀完這本書後，他迫不及待地按照出版社地址給暢老寫了一封信，但是沒有回音，而他只有一次次地沉浸到暢老書中的燦爛世界，在積澱中成長。

直到十幾年後的二○○六年的夏天，已經卓立於當代竹刻界的徽洪先生才在北京的小院裡與這位收藏大師坐在了一起。一進屋，一派樸素且有幾分凌亂的場景就令徽洪先生大出意外。沒有堂皇的明式傢具，也看不到琳琅陳設的多寶閣，到處都是書！當時的他可能還不知道，暢老早在二○○三年已經把一生所藏的大部分散去了，那四把一堂的牡丹紋紫檀大椅已經靜靜地在上海博物館寬大的展廳中接受眾多收藏愛好者的瞻仰了。

那一次，徽洪先生帶去了自己最傾心的幾件作品與暢老分享，其中一件明代風格的山澗蓮槎筆筒，一件清代風格的竹林七賢筆筒。這隻竹林七賢筆筒隨後被故宮博物院永久性收藏，成為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第一件成為故宮藏品的當代竹刻藝術品。接下來的一幕，至今仍深深印在徽洪先生記憶中，當暢老從輪椅中勉力站起身欣賞作品時，他堅定地拒絕了徽洪先生試圖去攙扶他的手。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一種竹子一般挺拔自立的品格。因為有這種品格，他才會愛竹，才會成為一位曠世的竹人。徽洪先生願意用他最愛的那句鄭板橋的詠竹詩來形容暢老：「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而在暢老的眼中，他看到了一位新生代竹人孜孜以求十餘年在小小筆筒上留下的功力，暢老在日後寫給徽洪先生的信中提到，論技法你已「勝過當代多數竹人」，但是同時他也看到了這位後輩繼續前行並走向輝煌的方向：傚法前人中登峰造極之輩，「多看顧玨，吳魯珍，朱小松，朱三松，奪人心魄的作品」，所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突破藝術形態廣為借鑒，「如攻圓雕當多看古代雕刻塑像等。如攻淺刻、留青、深刻、透雕當多看繪畫及名家作刻」；加強學識修養方面的努力，以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而今，坐在自己的竹溪堂中，回想與暢老因一本書、一次見面和幾封書信所結下的情緣，徽洪先生仍不禁唏噓這些冥冥中的安排對他的一生所造成的影響。雖然暢老走了，他還留下了他的書，他的精神，玩家的精神，對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錦灰堆的執，對那些執經年的玩物的灑脫地放下。雖然暢老並未親身從藝，但是如果能夠把他的這份自如滲透到刀尖筆下，那麼一件件更超乎所期的文人竹刻佳作將會不斷出現在世人眼前。

走筆至此，一首小詩也已在我胸中成形，就以它來為這篇文章作結吧：

浙人刀下新安筆，

暢老書啟徽洪隨。

淺雕深刻今古意，

溪堂竹徑錦灰飛。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王世襄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1月28日9时2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王世襄馆员生前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致力于祖国文化事业。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非常关心王先生的健康和医疗，其病重期间得到良好治疗和照顾。室党组书记、主任陈进玉，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室党组成员、副主任陈鹤良同志在王世襄先生患病期间多次前往医院或其家中问候，王世襄先生生前亦多次对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关怀及国务院参事室党组的关心表示感谢。王世襄先生去世后，室党组书记、主任陈进玉，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室党组成员、副主任陈鹤良、方宁均到其家中或以其他方式对王世襄先生的辞世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转达温家宝总理和李克强副总理、朱镕基 、李岚清及马凯国务委员等领导同志的慰问。

依王世襄先生本人生前愿望及家属意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家中不设灵堂。

王世襄先生遗体已于2009年11月29日上午火化。

王世襄先生的追思会于12月8日在京举行。

附：王世襄先生生平

　　王世襄先生生平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出生，北京市人，九三学社社员。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3年冬，赴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助理代表，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累计追还、征购数批文物计2000余件。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并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后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48年6月曾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故宫陈列部主任，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一年。“三反”运动中，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后经查明无问题开释。1953年开始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从事有关音乐史方面的研究。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摘帽”后调回国家文物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69年10月被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彻底平反，历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后改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91年7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5月退休。1994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世襄先生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尤其是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曾多次应邀赴美、英等国及港台地区作关于家具、漆器、竹刻、文人趣味与工艺美术的报告、访谈等。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广陵散》(说明部分)、《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竹刻艺术》、《竹刻鉴赏》、《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并有英、法、德文本)、《中国古代漆器》(并有英文本)、《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与朱家溍合编)、《中国美术全集•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并有英文本)、《北京鸽哨》、《竹刻》、《蟋蟀谱集成》、《说葫芦》(中英双文本)、《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精品选》(中英文本。英文本，与 Curtis Evarts合编)、《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

王世襄先生十分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2003年获荷兰“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后，他将全部奖金10万欧元（约100万元人民币）捐献给中国希望工程，用于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建立“中荷友好小学”。

他在许多领域均有建树，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又是名副其实的杂家。 　　

他会什么？我一时也说不全。笼统地说，老北京五行八作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有一次闲说话，无意说起话剧《天下第一楼》。他对妓女被带进饭馆居住这一情节颇不以为然，认为此乃东家所不许，行业所不容，故完全不可能, 纯属胡编。他还顺带指出某些名家的京味小说写得"不是那么回事"。只是他心存厚道，没有把这些写出来发表罢了。 　　

王先生家中累代为官，书香远播，他自幼受耳提面命，亦通晓文史辞赋，音乐书画，说得一口纯正的英语，并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然先生始终心有旁骛，只恋一个"玩"字。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功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贫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以求博洽多闻。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随"家"而来的是他的几十部著作，如《中国画论研究》（未刊）、《中国古代音乐书目》、《髹饰录解说》、《竹刻艺术》、《中国古代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说葫芦》、《蟋蟀谱集成》，多为煌煌巨册，亦全为填补空白的开山作，熔铸了他几十年的心血。 　　

数年前，王世襄先生把他的文章选了一下，编成一本书，起名《锦灰堆》，交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不知何故，书出版时已经又过了好些年。接到样书的一刻，我想王先生和夫人袁荃猷先生一定有松了口气的感觉（袁先生为本书出力甚多，详见王先生撰写的后记）；而喜欢这书的朋友，眼睛也会为之一亮，毫不犹豫地掏钱把书抱回家。 　　

这是本精美而又奇特的书。 　　

精美：全书共分三卷，20开见方的本子，封面以清刻本《吴越所见书画录》书影和织锦纹样作底，暗黄色，古朴大方。王先生手书书名赫然印在上面，十分悦目。书内正文分为两栏，版心不大，正文与书口间留白很多，十分舒朗（第三卷诗词卷又有不同，竖版，影印他们夫妇的手迹，天地很宽，有线装书味道）。书内除附大量插图外（其中二百多幅精细的线图均出自袁荃猷先生之手），还附有许多彩色图版。整部书浑然一体，令人爱不忍释。 　　

奇特：这一点无须多说，大到明式家具，小到秋虫冬虫，举凡跟工艺、美术、吃的、玩的相关的，无所不谈，而且不做泛泛之言，不强不知以为知，内容绝对扎实可靠，包括家具、漆器、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诗词十三类，读来如入宝山，获益多多。 　　

《锦灰堆》的名字出自“元钱舜举作小横卷，画名《锦灰堆》”，王先生以《锦灰堆》 名此集，带有自谦的成分。 　　

要评价王先生这本书，非我能力所及。其中许多东西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还有许多东西根本不懂，就是想谈也无从谈起。我是从文学和民俗学的角度读这本书的。因而家具、漆器、工艺、则例等方面的文章就跳了过去，把兴趣注入到忆往、游艺、饮食、杂稿、诗词上了。这种读法当然不可取，但后面的这些文章确实更显示了他的真性情。 　　

在《怀念梦家》中，王先生讲了他学生时代的一件事。那是他和陈梦家先生作邻居的时候，有一天深夜，他和一帮人牵了四条狗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因园丁熟睡无人应门，他们便拼命打门，声音嘈杂，最后只好跳墙而入，把陈先生夫妇吓坏了，以为来了强盗。这事颇能说明青年王世襄身上有股虎气，这"气"用在玩上，必是玩得"昏天黑地"；用在干正事上，也必有所成，"天生我材必有用"，他在玩和干正事上都很出色。 　　

且看他玩。《北京鸽哨》、《秋虫篇》、《冬虫篇》、《獾狗篇》、《大鹰篇》集中描述了他的玩，那真是痴迷到了极点。为了逮蛐蛐。他能绝早出城，顶着太阳满头大汗地在草棵里寻摸，或深一脚浅一脚在野地里摸黑转悠，得到只好虫便欣喜若狂。为养蛐蛐，他肯一罐一罐地给蛐蛐打扫卫生、换水、喂食，一干半天，伺候上百罐蛐蛐而不烦。他还写诗，异想天开地想变成蛐蛐，在蛐蛐罐里住几天（诗曰：万礼张盆碧玉池，鹦哥过笼庇雄雌。缩身恨乏壶公术，容我悠然住几时）。熬鹰更如此，吃过晚饭，右臂戴"套袖"，把鹰一架就出门了，从朝阳门溜溜达达走到前门五牌楼，跟几位同好聊到夜静人稀才分手。然后填填肚子奔西城，踩着落叶，专挑远道，来到一家夜茶馆，又是通海聊。然后又出发，到德胜门晓市，直到日上柳梢才交班回家，在外头整逛荡一宿。文革中大家都在与人斗，他也未忘了玩，秋分、霜降晴朗时，常在山中捉蝈蝈，以此排扰。这几篇写于暮年的文章，感情仍很浓烈，文笔极佳，叙述颇详，并且保留了像《相狗经》这样珍贵的资料，很有文献价值。 　　

再看他干正事。只举一篇《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为例。这是王先生生平最值得骄做的一段经历。1945年日寇投降后，他成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成员，由重庆赴平津区办事处工作。在以后的两年中，他参与了许多重要活动，没收了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四十件；收购了郭葆昌的一批藏瓷；追还了美少尉非法接受的日人瓷器；帮助抢救了一批自宋至情的丝绣；接收了溥仪存在天津张园的一批珍贵文物；接收了海关移交来的德商德孚洋行的一批物品，使这些东西（多国宝）或免干外流，或免于毁坏，或免干散失。为保护祖国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他还赴日本办理过追偿善本书的工作。这些足以说明王先生关键时刻堪当大任，远非一"玩家"所能了得。 　　

还是袁荃猷先生的《大树图》真切说出了王先生是怎样一个人。这是张刻纸作品，一棵大树，圆形的树冠，分十五项把王先生一生所爱刻在上头，昭示了他一生的追求。袁先生还逐项做了说明，其第四条云："范匏工艺在解放后濒于灭亡。世襄《谈匏器》、《说葫芦》的问世，救活了我国这一独有的传统工艺，现在已有不少人从事生产了。"使我知道原来套模子生长的葫芦器能够复苏于今日，乃王先生之力。以后从别人口中还得知，王先生谈明式家具的几本著作，使一些厂家找到了津梁，生产出了好家具，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 　　

大玩家王世襄，此说由来久矣。了解了王先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自会得出结论：此说并不全面。他玩过，玩得比一般人花样多，比一般人蝎虎，比一般人精到，以致大学老师也拿他没办法。但他不是一味光知道傻玩，该用功时他也能埋头读书。要不他的字、他的诗词、英语那么好就无法解释（他一生得益于这三方面的地方颇多）。事情还远不止此，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广泛结交有一技之长的玩友，真正做到用心钻研，虚心请教，并且广泛搜集资料，或一篇篇、一本本形诸文字，或把某一专题的资料辑录起来，配以图片（包括袁先生精心绘制的图样），为人们留下可资追慕的旧日生活图景，确实功不可没。 　　

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王先生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而且不仅老百姓承认这是文化，大知识分子读了也乖乖承认这是文化，这是很了不起的。王先生为此耗费了多少心血，恐怕只有他们夫妇二人最清楚。这种耗费，值得。 　　

难怪黄苗子先生称赞他"玩物成家古所无"，启功先生也说他"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不曾丧志而立志"。所谓大玩家的说法，看来只有淘汰不用了。 　　

王先生能够取得这些成就，与思想解放，政治清明的时代当然也有极大关系。倘若倒退二十几年，整个中国都在阶级斗争的狂涛中沉浮，养猫养狗养花在许多地方尚且通不过，被斥为"地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何况提笼架鸟玩鸽哨？这样的文章即使写了，也只好"藏之深山"，根本不可能发表。王先生老了，赶上了好年头，得以充分发挥余热，干自己想干的事，这是王先生之幸，也是我们这些读者之幸。 　　

我认识王先生时间不长，最初的印象是衣着极随便，为人极朴实，谈吐极随和，像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心广体胖的大师傅，绝想不到他是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现在他给我的印象依然如此。我喜欢这样的知识分子，讨厌那种油头粉面酸文假醋的文人，因而王先生给我的印象一直很好。 　　

前几天我去看望王先生，因为正在看即将出版的《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的校样，他谈了许多跟鸽子有关的话题。他说一年前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播晨曲，画面上有升国旗的庄严仪式，接着一只白鸽飞来，这只鸽鸡头长喙，长相很丑，一看而知是美国食用鸽"落地王"。每逢这时他心里就不是滋味儿觉得有损自尊心，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好鸽子吗？我国有信鸽协会，却没有观赏鸽协会，这是个缺欠。我国鸽种很多，光北京就有六十多种，黑点子、紫点子、老虎帽、灰玉翅、黑玉翅、紫玉翅、铁翅鸟、铜翅鸟、斑点灰、勾眼灰……数不胜数。这些品种都是前人辛勤培育的，我们如果不重视，很可能绝种。他希望我们重视观赏鸽的培养。为此他给各省市园林局广场鸽管理处写了封公开信，呼吁此事，期望会得到积极的响应。

(作者：谭宗远)

那日，在芳草地王老的家中，他兴致浓厚地和我们谈着中国的竹刻艺术。94岁高龄的他，还忙乎着为后辈天南地北地寻找适于竹刻的材料，问及我们南方是否有不施化肥而长成的竹子可用于刻竹，廖廖数语便让我感佩。他虽已垂垂老矣，但拳拳赤子之心却仍未泯。此时，我们之中恰有文友拿出从网上购得的一本《竹刻小言》，是1948年用腊纸自刻的油印本。在场的王老儿子敦煌一瞧，就说：“那是假的，一看就知道是赝品！”坐在我一旁的王世老，却没有发表多少意见，只是轻轻地说，你们如喜欢，我这里还有所剩，送你们每人一本。话音刚落，我们无不喜出望外。就在此刻，只见王老拄着拐杖慢慢移动腿脚，在满是书堆已鲜有空间的屋中，移步去拿书。望着他那敦厚微驼的背影，我真感到为难老人，不好意思地想阻止他，但他已经开灯到对门的另一间房中去了，只见那屋中也堆着一箱箱书，有的似从未拆开过。王老颤颤微微地拿了七八本书，分送到我们手中。我们与网上买来的那本一对，初看之下简直难以分辨真假，但遂一仔细对照，字里行间就露出破绽。

不知是因为《竹刻小言》是王世襄四舅父金西厓先生，一生从事刻竹艺术之结晶，还是因为这本书度过六十年，散发出了一个甲子的历史苍凉，王老说要为我们签名，只见他又移动脚步走上书桌。这仿明代的长桌，是他专从广东找了黄花梨木并自已设计制作，还为书桌写下了铭文。王老端坐桌前，还特地选了合适的毛笔，为我们每本书上签下了“王世襄”几个苍劲有力的手迹。最使我惊奇的是，王老利索地从身后拿起墨汁瓶，倒出一点点墨汁在一小盆碟内，仅费了很少的墨就写了许多的字。当写完后，小盆碟内余墨已所剩无几，但王老却不愿浪费哪怕点滴之墨，重又把碟内的墨汁倒进了瓶里，还连连说：“惜墨如金，啊，惜墨……。”

难道说这是他吝惜吗？当然不是。2003年，王世襄在获得荷兰颁发的“生存与创新”的最高奖，他与在病中的老伴袁荃猷相商后，遂决定悉数捐出办了一座中荷希望小学。王老所藏之古琴皆是稀世珍品，老伴袁荃猷生前所弹的一把古琴，拍卖价高达890万。但为鼓励后人王老却将一把价值不菲的古琴，慷慨地赠送给袁先生的学生。更有甚者，他历经艰难曲折化了半生心血收藏的明代家具，陪伴着老人大半生，没地方摆放便如启功先生所言“就拆开捆起，叠高存放”。王老又将这整整80件明代家具，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以永久地让世人观赏研究。我想，这一大一小，这惜墨如金与悉数捐赠，不正是反映出了王世老“玩物不丧志”的人格魅力，个人俭仆而一心为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已全蕴籍其中了。

1980年4月，经他整理、编辑的金西厓《刻竹小言》，包括他的前言《试论竹刻的恢复和发展》，以《竹刻艺术》的书名正式出版，成为新中国第一本竹刻艺术的研究性图录。这类书中，其中有关于竹诗筒的制作，读后无不使我浮想联翩。王世襄在《竹刻小言》中，引褚松窗《竹刻脞语》云：“截竹为筒，圆径一寸或七八分，高三寸余，置之案头或花下，分题斋中咏物零星诗稿，置之是中，谓之诗筒，明末清初最多。圆径相同，长七八寸者，用檀木作底盖，以铜作胆，刻山水人物，地镂空，置名香于内焚之，香气喷溢，置书案间或衾枕旁，补香篝之不足，名曰香筒。”这里说到的竹香筒，正是董桥在《故事》、《今日风日好》等书中，常说到的明清时代方始流行的文房清玩。我们从《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也可读到元春娘娘从宫里送出灯谜来命大家去猜，猜中了的，颁赐每人一个宫制诗筒、一柄茶筅。这便是依传统用竹制刻而成，不过做工更见精巧而已。

经王世襄整理、撰写的各类竹刻图书出版后，以及10集电视纪录片《中国竹刻》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发行，可以说，一个神奇的中国竹刻世界，已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为中国竹刻的收藏和研究推波助澜。如今，我书桌上放着的一本是60年前油印的，以及一本是新版的由王世襄相赠而用毛笔重新书写的《竹刻小言》，后者我们还能欣赏到他书写的极美妙的欧体法书。啊，不管多忙，闲暇时我常翻开这些书对照着恭敬相读，因为，王老那敦厚微驼的背影，那热乎乎的对后学之笑容，似乎常在鞭策着我！

但是，我想，王世老有一首詩，倒是可以總結這些話題的，他說:“兒時依母南潯住，到老鄉音脫口流，處世雖慚違宅相，此身終半屬湖州。”講到鄉音，他真是脫口流。其實他父親是福建人，他自已在京已居住八十多年，講的是一口京腔；可是，他又能講一腔南方儂軟吳語，有時還夾帶著上海話。這興許是他祖父王仁東晚年居住上海，而父親早年也畢業于上海南洋公學，老上海對他有很深的淵源。王世襄博學多才，但他卻又是一位美食大家。前不久，我赴京與他做訪談，早上去他家，相談到了中午，他要請我們吃飯，坐著輪椅下電梯，到馬路就自已推著輪椅走。到了王老家附近一家名為“義和雅居”的餐廳。落座後，令我驚詫的是，當女服務員請他點菜時，他卻不緊不慢地從老式藍布衫的口袋裏拿出一張紙，原來他事先親手擬好了功能表，那刻，他手持功能表一一詢問某食材有否？並交待菜的做法，經理一見忙將大師傅喚來。只聽王老向廚師問道:“有鮮蘆筍嗎？不是罐頭的，要新鮮的……有鮮蠶豆不？是剝兩層皮的那種嗎？……來一隻烤鴨，可要按傳統刀法片，不要太油膩，然後拿那鴨架燉娃娃菜吃……要一個家常豆腐，得少擱辣，多擱邳縣的豆瓣，白斬雞有嗎？”聽著王老和廚師這一番對答，已令大家暗自嘆服，同時也讓我知道所謂美食大家，便是並不隨著餐廳的功能表來吃，而有“吃主兒”的主見，講究的是新鮮的食材，只求味純並不求貴。一如汪曾祺、陸文夫、台灣的逯耀東等美食家，無不如此。

席間，王老談起自己在湖北咸寧“五七幹校”時，艱難時刻也體現美食家形象，善待自己。採蓮蓬、吃蓮子，一氣買十四條公鱖魚，自創了空前絕後的“香糟蒲菜燴鱖魚白”之美食菜肴。真可謂地上事物，只在他的食中，創造了“幹校六記”外的另一種記事。然而，對比記憶中的味道，王老也感嘆菜肴的味道今不如昔，餐廳為了經營不斷推出各種花式菜肴，卻喪失了原有的口味，很多食材如新鮮蝦仁、大開洋、鱖魚等也因生存環境的變化而難覓蹤影。最後上桌的是最具京味的烤鴨，餐廳為吸引食客眼球，讓廚師現場將烤鴨片成薄片，根據王老的傳統片法的要求是每一片都連皮帶肉，而不像時下大多餐廳裏片烤鴨一般是皮肉分離。烤鴨過後，端上的是王老的獨家菜式:鴨架燉娃娃菜，只見湯汁呈奶黃色，味道醇厚鮮美，娃娃菜也已燉得軟糯甘甜且吸足了老鴨湯的鮮味。王老對自已這一獨創菜式十分得意，開心地對餐廳經理和大家說:“這菜式可加進功能表裏，一般人啊，都不在意這鴨架，吃完烤鴨便完了，其實鴨架燉湯鮮美無比。”用看似不起眼的食材，做出令人讚嘆的美味，比用昂貴的食材烹調，更耐人尋味。

那日，最令我深感驚異的是，當憶念起那幹校的日子時，老人沒有一點苦大難忘的憤怨，反而只銘記了其中的幽默與快樂。從飲食之談，一掃往日多少坎坷愁緒、多少磨難。其實，在他的一堆堆《錦灰堆》裏，不是清楚地向我們寫著:他與夫人袁荃猷最後決心走出一條自珍之路，那就是說用十年、二十年甚或三十年，默默地幹，最後讓“世人終漸識真吾”。

2007年09月14日08:01  来源：人民网－中国新闻出版报

我读王世襄的著作是受了李经国先生编的《奇人王世襄》(三联书店2007年4月版)的蛊惑，单是封面老先生抱着圆香几的照片就足以勾魂了。黄裳先生说，王世襄的“秋虫六忆”端的是最好的散文。我信黄先生的话，因为他多少比董桥更解得京味儿，而不懂得京味儿你是把不到王世襄的脉的。

捉獾架鹰、逮蛐蛐蝈蝈、种葫芦喂鸽子，没有北方这座城市的俗文化背景，也造就不了今天的王世襄。我想象过，假如没有四合院的概念，我不会对王世襄和陈梦家们搜罗的明式家具产生兴趣，尽管这些家具的产地可能是苏州或广州。芳嘉园和钱粮胡同里的房屋比拙政园更让我感觉王世襄的家具亲切可爱。所以，我情愿听京郊焦庄户的农人笑话我买的葫芦是冤大头，也不愿读董桥对王世襄《说葫芦》的评论。在董桥笔下，葫芦只是个古董一样的玩意儿，离王世襄的葫芦境远了去了。我自己是到了城南旧货市场附近的鸽市转了转，跟卖鸽子的人聊了一阵才找到读王世襄《北京鸽哨》（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的感觉的。没有这种切身的体验，鸽哨之类也就是个玩意儿。

王世襄先生给文人立小像的时候不多，带感情色彩的几乎只有“忆梦家”那篇。翻翻《锦灰堆》（三联1999版），你会发现随处都有王先生给民间匠人艺人立的详传，并且只要有照片一定附上。我不计重复地买回许多王著单行本，除了在这些书里读到魏晋文章、世说风格外，感服这种文德也是一个因素。“实不敢当，实不敢当！”人或称他为收藏家，王先生必起身正襟回应。以他的眼光，或者不是谦辞。王世襄的贡献倒是给他终身成就奖的荷兰人讲的正确：“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大家喜欢谈《明式家具研究》引起的古董家具价格的上扬，却不知范瓠的行当也因为《中国葫芦》（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而复兴呢，所以王世襄岂能以收藏家目啊！我自己以为“秋山捉蝈蝈”诸篇是最好的文学作品，比《世说》和《聊斋》都不逊。世襄先生的《自珍集》（三联版）让人觉得书能印成这样倒贴笔润也心甘情愿。《明式家具珍赏》是力作，印得却粗糙；《明式家具翠珍》（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余墨，却印得漂亮大方、朴素而又用料讲究。读王世襄的书是需要些许投资的，《说葫芦》港版在北京的琉璃厂已经卖到1800元人民币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你想掏铜钱还买不到。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美国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