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

这就是京城有名的“玩家”王世襄。所谓“玩家”，是他自己给自己下的断语，也是京城文物鉴赏界送给他的通称，他自己取“玩物丧志”之谦，别人却认为这正是他在文物鉴赏方面的潇洒与精道。

世家出身的王世襄似乎天生就与文物鉴赏结缘，“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燕京大学毕业后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对明清家具、竹刻、漆画、葫芦等都有独到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绘画也常有涉足，写的一手流畅的行书，对书法怀有浓厚的兴趣，对古代乐器也有很深造诣。鉴赏把玩之余，每每写下研究文章与赏析心得，积久了就有许多辉煌大著：《中国画论研究》、《明式家具珍赏》、《故宫博物院藏雕器》、《蟋蟀谱集成》、《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感于王世襄先生的博大精深，决定用最精良的出版手段出版他的文集。王世襄本人似乎也觉得该对自己近乎一生的研究进行总结了，于是他不顾眼疾的困扰，夙兴夜寐，亲手选定文章篇目，洋洋三大卷，并拟得《石渠宝笈》之古意，定名为《锦灰堆》。

王世襄是个杂家，文物之外，他还有许多既高贵又普通的爱好。高贵者可以高到稀世书画、金玉珍品，普通者可以平常到养狗、养鸽、食谱、花鸟。同时，他更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与才情，歌诗作赋，常常博得同道的喝彩。

《锦灰堆》一、二卷用大部分篇幅呈现了王世襄在书画、工艺、竹刻、漆器等方面的独特发现和独到见解，收录了王世襄80岁以前的绝大部分重要文章，并不惜重金刊用了一千余幅图片，线图近300幅，黑白图400多幅，彩色图近300幅，其中不乏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稀世珍品，王世襄这次一并在这里展示，让读者大开眼界。第三卷为王世襄个人的“吟哦”之卷，是他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情怀所寄，有唱和之作，也有感怀之笔，古诗写旧让现代的读书人望尘莫及。《锦灰堆》展现给读者的不是一个现代的世界，王世襄的精神领域里也没有电脑和网络。王世襄是一个用独特方式传递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古人”。

2006年02月15日 07时27分来源:浙江在线

王敦煌

由于野兔在西餐中扮演了这么高贵的角色，以至于父亲王世襄还为它设计过烤箱，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家里的烤箱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坏了，而这种烤箱在市场上已经绝迹了。难道这种美味也从此无法再制作了吗？他突然萌发出一个设想：能不能用替代品呢？

父亲去了日用杂品商店买来两个铁锅，一大一小，大锅可以把小锅扣上。又认真测量了小锅锅口的尺寸，还是吃不准它的具体尺度，于是乎带着两口锅找铁匠去了。在黑白铁加工部和那儿的师傅一比画，那位师傅听明白了，敢情是要制作一个烤盘放在小锅里。

烤盘制作好了。那是一个正方形的铁烤盘，放在小铁锅里，烤盘的四角架在锅壁上，四边和圆形的锅壁之间形成四个半圆形的空当。用一个家里的煤球炉子，在炉口边上置放三块支火瓦，把小锅锅底架在其上。再用三块半头砖，放在炉台上，用大锅把小锅扣底下，锅沿架在半头砖上。这一组合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烤箱”。这个方法和张奶奶烤整个儿馒头用的方法如出一辙。到底是谁的“专利”，就不得而知了。

下一步还要试试能不能用。去市场挑选一只上好的野兔，收拾干净之后，如法配料，包裹好了之后，把野兔前后腿往中间一拢正好放在烤盘上。

在烤制中也要把炉口用火盖压成微火。约摸两小时，野兔烤熟了。其口感以及烤制的质量和以前用烤箱所烤的无一不同。这就是父亲设计并使用的第一款自制烤箱。

后来北京开始使用液化气了，这个烤箱又不适用了。父亲又找铁匠师傅制作了一个新烤箱，这个烤箱全部用铁条和铁板制成，它的外观有点像鸟市上卖的用于喂养虎皮鹦鹉那种方形的塑料鸟笼，方壁尖顶。前面有门，箱体内有铁条可架置烤盘，把它架在火眼上，把要烤的东西放置箱内，比前款烤箱又好用多了。这一款的设计“专利”属于父亲是绝对的，可是退一步说这还算是单纯治馔吗？

这就是“吃主儿”所为。

南方都市报 2005-12-29

文化老人系列

●有人说，王世襄是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却自认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

●有人说，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王世襄却只为中国传统国宝一件件地消失而痛惜和呐喊。

●杨宪益为他赋诗：“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

●黄苗子对他说：“你怀里的蝈蝈，比你一生幸福温暖。”

王世襄小传

王世襄号畅安，1914年生于北京，兴趣广泛，喜爱古诗词，曾从事音乐、绘画、家具、古琴、竹刻、传统工艺、民间游艺等多方面的研究，均有论述，著有《锦灰堆》等数十种著作。

采访王世襄先生之前，先打电话沟通。“别的事情我不想提了，我就想说鸽子。”他说，“我还要讲讲鸽文化和你们广东的一段渊源。”

王世襄现在的住所，不是文化界闻名遐迩的芳嘉园小院。那座本属王家的私人院落，曾一度庇护了黄苗子、张光宇等落难朋友的家庭，“文革”后被政府安排成多家混居的大杂院，洋铁工人成天敲敲打打，往日安宁不复在。于是离开原来无法忍受的嘈杂环境，搬到城外住公寓楼房了。

那天下午和摄影记者一同前往王世襄的公寓，进屋后赫然见到门后贴了这样的纸条：“请勿照相，阻止莫怪。”王世襄解释：“我这里贴着‘请勿照相’，是针对家具店的，因为他们照了相，放大后成为他们的广告。我说我要争取保护肖像权，让他们把摊子撤掉，否则我就找律师了，说了几次，他们才撤掉了摊子。以后我就干脆写了一个‘请勿照相’在这里等着，凡是跟文物有关系的家具店、古玩店，我一律不让照相。”

客厅很宽敞，四处摆放着王世襄的各类收藏品，外人看不出其中的章法。厅中挂着王世襄的妻子袁荃猷的遗像，2003年10月，和王世襄相濡以沫的袁荃猷病逝。谈起三联书店刚出版的王世襄新作《锦灰三堆》，他取出一封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范用刚寄来的信，信的大意是：“三联书店送来《锦灰三堆》，十分欣喜。我告诉三联，《锦灰堆》是他们出书中最有价值的著作，可谓空前绝后之作。《告荃猷》十四首，感人至深。希望兄能够想得开，保重身体。嘱安。”《告荃猷》十四首收入书中“畅安吟哦”部分，其三为：“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

王世襄的精神很好，他告诉我，自己左眼已失明十多年，现在每天早晨下楼走走，基本上不出门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了。提起他的至爱鸽子，老人家眼神一亮，滔滔不绝地谈着鸽子的种种可爱处，此情此景，让我恍觉像多年前静听一位好友倾诉对心仪之人的相思之情。每谈到鸽文化不为世人重视时，老人家不时感叹：“现代人全跑去赚钱，把中国传统的东西丢了，太得不偿失了！”

谈话中，王世襄不时取出原先准备好的资料，他新近在《北京晚报》发表的“延续中华鸽文化，抢救传统观赏鸽”系列文章，复印得整齐有序。而刊登了《温总理的关怀名学者的心声》一文的《羲之书画报》，老人家竟给了我两份。谈起与广东的渊源，老人家取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手执放大镜，一字一句地指出书中关于鸽子的记述。

在倾听鸽文化之余，我不时提起老人家的故知好友，引起他和朋友相关话题的谈兴，话题稍微深入时，他不时提醒：“我们今天只谈鸽子。”当无意聊起一些朋友的趣事时，老人家妙语连珠。提起董桥喜欢收藏文物，新作中多次提到王世襄，钦佩之情跃然纸上。老人家说：“他买的有些文物不对，不是真的也拿来当真的。”

临走时，老人家突然提起自己的孙子：“十四岁，写了一本半文言文武侠小说《双飞录》，现在又改写短篇散文。他看的书很广，法律、历史、宗教什么都看，金庸等的小说都看了，古书能看《文心雕龙》。在学校老师不喜欢中文比他好的学生，处处为难他，因此退学了。我们的教育制度有问题，有特长的也需要培养。”

不知不觉谈到晚饭时间，我们告辞前，家中保姆取出王世襄的晚餐，没想到一代美食家的晚餐，竟是肯德基的汉堡！

回忆梁思成

王世襄出身书香门第，自述：“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一次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上有历史学家邓之诚先生的课，在邓先生讲得兴致勃勃之际，王世襄怀里的蝈蝈叫了，邓先生很不高兴，把他赶出了课堂。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3年，王世襄完成《中国画论研究》后，赴重庆寻求工作。是年冬去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从梁思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南方都市报：最近读梁思成和建筑学家陈从周的书，陈从周回忆，1958年中国营造学社受到批判，梁思成说自己的文章遗毒很深，在座的陈从周就会背我的文章，所以他也应该受到批判。陈从周因此以营造学社外围分子也遭到批判。后来，梁思成去世的时候，陈从周在五七干校劳改，想发唁电过去，但是他受到监视未被允许。陈从周说：“梁思成是我的老师，如果老师去世我不发唁电，那我父母死了以后，我还要不要去纪念他们？”勉强允许后，当时胃出血的陈从周从村里跑到城里发了唁电，看了让人心酸。你和梁思成的交往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王世襄：我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与梁思成共事近两年。本来我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带我去见他，傅斯年对我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梁思成便收留我参加中国营造学社。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们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情况怎样？

王世襄：在李庄，我们就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所有人的吃、喝、住、工作全在里边，我与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也是天天见面。梁先生考察过不少地方的古建筑。我去得晚，只有两篇稿子收入手书石印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1945年日本投降，我就回北京了。

南方都市报：解放后，梁思成主张把北京的老城墙保护起来，北京再建一个新城，这样就无须破坏旧建筑，老京城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园。今天我们再看这段历史，非常痛心。

王世襄：关于北京城墙的问题，当时每天有人在清华大学等梁思成回来，聆听上级决定，一次比一次不好。最后上级说：“你(指梁思成)要再保留城墙就是反革命了！”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曾说，我要看到四周都是烟囱。

南方都市报：郭沫若、郭小川都写过诗，歌颂烟囱很雄伟。

王世襄：他们也许有违心之论，不得不这么说。郭老是腰杆不直不硬啊！我们看到《宣和画谱》著录五代黄筌父子画有很多金盆浴鸽图，宫廷中用很考究的盆，鸽子在里边洗澡，洗完之后站在花间休息，整个是一种融合的风景，是一种园林的风景。不像现在园林是“死”的，缺少活的自然的东西。所以，古代画上有一个背景，与当时文化背景、气氛联系在一起。现代人不懂，只是追求高楼。高楼应该有，但是这种古代韵味的园林也应保留了一部分。

《自珍集》缘起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世襄受命奔走调查，收回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接收保管，这是他自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没想到，这段经历竟使王世襄后来受到残酷打击。“三反”冤案、故宫除名、五七扣帽的厄运接踵而至。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后追回国宝的经历对你的人生影响大吗？

王世襄：影响大，我的经历很坎坷。解放后博物馆界有三位馆长自杀，他们太脆弱了。以我的经历，他们可能要自杀十次。我很坚强，蒸不熟、煮不烂，我就是我，我有一定之规，一不自寻短见，二不铤而走险，全力著书立说，做对祖国文化有益的工作。我按照我的道路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应该得到公正的认识，我能做到，这就是我胜利。

当时我们运回来的105箱善本书，从日本运到上海。溥仪从故宫携出的细软，纳粹德侨收集的重要青铜器，现都在故宫博物院，都是我那时候追回来的。其实，当时我人微言轻，办不成这些事情，多亏桂老朱启钤敦促宋子文出面，有当时行政院办事处人员参加才办成的。

可是到了三反，把我关在东岳庙。他们不调查研究，也不问我，就是逼迫我，昼夜逼供，穷追猛打，疲劳轰炸。不说我偷什么东西，只是要让我交代，关了四个月的时间。出来之后，又在公安局手铐脚镣十个月。朱家溍(记者注：文物鉴定专家，金石学家)因为是国民党的缘故，被关押的时间更长。我不是党员，跟教育部的人也不认识。就是因为在梁思成那里工作，还有马衡(记者注：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推荐我去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我肯干、肯跑、全力以赴追回几批重要文物，光是溥仪的就有一千多件，里边有商代的玉器、宋元手卷。这些东西一直运到故宫里头打开箱子，我才看到东西，才登账，登完账就进库房了，根本没有经过我手。但是他们不调查，详细述说又不信。一帮打虎将是乌合之众，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从语言行动显然看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会猛拍桌子猛喊。从三反以后不再用此方式搞运动了，说明我们国家进步了。

后来被释放，没有任何结论。我拿到一个通知，说故宫博物院已经把我除名了，让我去劳动局登记自谋生活。我曾去北海团城找郑振铎(当时的文物局局长)，为什么我有功无罪反而被开除，我把通知给他看，他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眼睛看着外边的白皮松。我心想，这个决定可能不是他作的，甚至可能作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也没有力量更改这个决定，我跟他谈也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我把通知要回来就走了。通知一直保存到“文革”，抄家的时候才没有了。

后来，我到了音乐研究所，碰上1957年反右运动，又被划成了右派。这个右派当了二十多年。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自珍集》。就是那个时候早就想好了。所谓“自珍”，就是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但是光这样还不行。这样就于事无补、虚度此生，我思考我还能做什么，什么是有益的。那个时候我认为有益的，如编《清代工程则例汇编》，都被打击、贴大字报、批判。很多东西就被打断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做，成为重要题目了。所以，我就认为要埋头苦干，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总会为世人知晓。后来我做到了，我一共写了四十本书。2003年我获得了荷兰的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我还把那个奖金捐给了希望工程。在国内网上投票中，我获得了“2003年度杰出文化人物”称号，名列巴金、王蒙之后，张艺谋第四。所以，我做到了，我笑到最后了。

友聚芳嘉园

王世襄喜欢玩，明式家具、古琴、蟋蟀、鸽哨、葫芦、竹刻、鹰、犬、文玩，无不玩得入迷。因为志趣相投，王世襄也结识了许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留下不少佳话。大收藏家张伯驹和王世襄相交不久，一听他在潜心研究书画，竟让他将陆机的《平复贴》这样的稀世之宝带回家研究。反右后，黄苗子、张光宇两家没有住处，王世襄毅然让他们住进了王家的芳嘉园小院。在五六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王世襄的芳嘉园小院成了不可多得的文人聚会场所。

南方都市报：你收藏明清家具这些东西，都是业余搞的？

王世襄：对，都是业余搞的，而且都是1945年回来以后，我东拾西捡买来的。我写过一篇文章抢救古代家具，写到外国人很重视保护古代家具，被抓住把柄，说我崇洋，1957年挨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整天弄一个车，车后边有一个大架子。大桌子、椅子我都骑车子载回来。全北京城我到处跑，春节我还跑到京东宝坻县。大年三十晚上，在小店里睡觉。小店里很冷，没有火。我拿两只鞋鞋底对鞋底一扣，放到炕沿上当枕头。只有这样才能买到极便宜的物件。

南方都市报：那钱从哪里来？

王世襄：那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人要，当破烂，很便宜。并且贵的东西我买不起，我都是买便宜的东西。买回来，我请人修，恭恭敬敬请教，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南方都市报：那些古琴从哪里来的？

王世襄：那时候的古琴，全是用东西换的，用我母亲的首饰换的。

南方都市报：我看过有关芳嘉园的文章，你让黄苗子、张光宇这些落难的朋友有了安身的住处，觉得特别感动。

王世襄：芳嘉园已经拆掉了。这次我出了一本《锦灰三堆》，里边有一些文章记录了鲜为人知的事情，如黄苗子、张光宇先生搬到我这里之后的一些事情。以前的院子什么样子、“文革”时期什么样子，还有些与这些人关系的文章。你看，我跟郑振铎、张伯驹、张光宇的交往，还有我在音乐研究所的一些事情，都恍如梦寐，不写出来就忘了。

我们现在也经常通电话，因为现在很少出门了，所以每个星期都会通电话。启功先生后来住进医院，不能去看他，他也不认识人了，也不能说话了……我比他小两岁，他去世的时候93岁，我今年91岁。我给他写了一副挽联，八个字：“师多于友，痛不能言。”我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启先生了，我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很多地方都请教他。他给我改过文章，我的很多文章都请他看过，我不懂的问题他都告诉我。所以，我们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他和我虽然是朋友，但是老师的成分多于朋友的成分。

南方都市报：启功书法好、学问好，为人也好。

王世襄：以后恐怕不会出现这样的人了。他90岁的时候，李瑞环在钓鱼台给他做寿，请启先生的朋友，还有画家大概100来人。我送给他一副寿联：“自古难兼德学寿，当今独擅画诗书。”

南方都市报：你写《中国画论研究》的时候，有没有跟他切磋？

王世襄：有。里头有一些论点也是看了启先生的。比如南北宗的看法，我本来写的不是那样，看了他的文章我又改了，所以很多地方都是师多于友。

南方都市报：你向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借陆机的《平复贴》这样的国宝，他居然让你带回家研究。

王世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那是1946年的事情，我们当时的交往并不深，我1945年从南方回来才跟他有一些来往。我在书画方面做研究，他都大力支持，后来被传为佳话。

南方都市报：这种事情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你当时怎么想的？

王世襄：这还给我很大的负担，我找了一个盒子拿回家，那个月我都提心吊胆，每天都看有没有丢失。(笑)

南方都市报：张伯驹晚年住院，八个人住一个大房间，环境差，后来提出能不能换一个单间，医院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住单间。张伯驹去世的时候，他的朋友说，张伯驹捐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整座医院。

王世襄：唉。张伯驹最倒霉的时候是在吉林。“文革”时期博物馆关门，把他“轰”出去到农村插队。到了舒兰县，村民说自己的粮食不够吃，还分来两个不能干体力活的人白吃我们的粮食，他们不收。没有办法了，张伯驹回到北京，但成了“黑人”，没有粮票。于是大家都给他凑粮票，帮他过活。后来，陈毅追悼会上，他送陈毅的挽联受到毛泽东赞赏，就给张伯驹安排在文史馆工作，一个月70元钱，才有了粮票，但之前做了两年的“黑人”。黄永玉画过一张《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画了他在莫斯科餐厅怎么吃饭，真是力透纸背。

学人美食家

学问研究之余，王世襄还是一位能写会做的美食家。汪曾祺曾说：“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曾是王世襄芳嘉园邻居的郁风则回忆：“王世襄不但买菜是行家，哪家铺子能买到最好的作料也是行家。不但吃的品位高，做菜的手艺也是超一流。”

南方都市报：你为什么不专门写一本关于美食的书？

王世襄：我写过很多有关美食的文章，但是没有想过专门写一本书。因为现在吃饭就是填饱肚子，没有什么可吃的了。现在的东西味道全变了，鱼不是鱼、肉不是肉、鸡不是鸡、鸭不是鸭，蔬菜什么的全变了味道。我从前很喜欢做饭，有时候还专门跑去别人家做饭。我经常去范用家里做饭，李辉给我写的传记《找一片自己的天地》封面就用了我在范用家做饭的照片，因为当时范用住得跟李一氓先生比较近，我经常去那里。可是，现在我自己买的原料都不对了，我也做不出原来的味道了。现在的原料都变了，肥料不同了，生产方法不同了，整个都跟饲料肥料有关，再加上诸如灌水肉等等。我已经感觉不到有什么可吃的了。只有晚生的一辈人最幸福，没有吃过以前的东西，什么都能接受。吃过原来东西的人就会觉得索然无味。

南方都市报：我看过一个理论说，人的味蕾有记忆功能，一个人小时候吃的好东西都在十几岁之前有记忆保存下来。以后吃的东西，都是按照以前的记忆来分辨好坏的。

王世襄：但是吃的东西变质了。以前的葱，除去外边两层皮，里边是鲜嫩的，现在的葱剥到里边，还是硬的，炸也炸不熟，吃到嘴里不化，有渣滓，根本不是味道。比如你做一个菜，葱烧海参，一定要好葱。以前我有一个很出名的菜——焖葱，但是用现在的葱做不出来。

南方都市报：汪曾祺先生在《学人谈吃》的序中说，你和几位朋友在一起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你带了一把葱，做了焖葱这个菜，结果把所有的菜都压下去。有这回事情吗？

王世襄：我当时经常去朋友家里做饭。汪曾祺当时给我写文章，还问我叫什么菜系。我说我只是外行，可以叫外行菜。古代画家有“行家”和“戾家”之别，戾家就是非专业之意，所以不妨叫“外行菜”或“戾家菜”。现在北京有个不好的风气，各式名目起得好听，菜却坏透了，整天就是一桌，外国人跑去吃，贵得要命，讨厌至极。

南方都市报：写美食的文章，汪曾祺、唐鲁孙的都很有味道。

王世襄：我跟汪曾祺很熟，我在他们家里做过饭。他很喜欢写东西，沈从文的弟子，得了真传，文笔很好。

南方都市报：汪曾祺很淡雅、随意。唐鲁孙的文章好像在不断追忆童年的梦想。

王世襄：他是皇家后裔，和珍妃一家。

保护鸽文化

在众多玩艺中，鸽子是王世襄的至爱。他读北京美侨小学时，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责他如再不更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评差。后来读燕京大学时，在刘盼遂先生的“文选”课上，王世襄故态复萌，“习作呈卷”题为《鸽铃赋》。如今年过九十，王世襄最大的爱好是鸽子，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宣传鸽文化，并千方百计呼吁社会各界重视鸽文化，如绝种，太可惜了。不保护传统文化就是罪人！

南方都市报：我听说你最近只痴迷鸽子，其他东西都不太感兴趣了。

王世襄：我不是迷鸽子，我只迷对鸽子的抢救保护，千万别灭绝。我曾多次问青年人见过几种鸽子，回答只见过两种：信鸽和白色的所谓和平鸽，其实是美国培育的食用鸽。中国传统观赏鸽，对不起，没有见过。这就是严重的危机。养信鸽是一种变相的赌博，还有很多歪门邪道钻空子。说白了，就是一个“洋”东西，发展得俗不可耐的东西。现在信息发达，虽然完全不用信鸽，但变成了一个赌博工具。谁的鸽子放飞回来可以“得奖”，而且奖弄得很大，台湾赌得更凶。国内就是有鸽棚，养信鸽的花钱把鸽子交给鸽棚，钱多少不一定，有的几千元，有的几万元。一个鸽棚有上万只鸽子，交给鸽棚的钱包括喂养一定时间以及统一放飞的费用。为了保证公平，信鸽统一放飞。比赛后看谁的鸽子先飞回来，评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然后第二天就拍卖。获胜的有些可以拍到10万元、20万元、30万元。因为基因上的考虑，最早回来的还可以作为种鸽。获胜能够得奖，奖金就是从参赛选手原来缴纳给鸽棚的费用中拿出来的。但是，比赛中也有不少人作弊，台湾作弊更厉害。一沾染到金钱和赌博，种种弊病就出来了，花样也多种多样。比如，比赛是从上海放飞，有些人就把鸽子先放到上海养两个月，因为鸽子对上海的“家”有印象，就能够很快地回到上海的旧家。养鸽子的人在上海等着，等拿到鸽子后，就开汽车回来，比飞回来的快。还有一种方式，有些人研究鸽子的路线，在路线之中，会找一个地方挖一个坑，坑中填满水，等着经过的鸽子下来饮水，坑边设置一个网捕捉鸽子。捉到不属于自己的鸽子，就打电话给鸽子的主人来赎，等于绑票。我没养过信鸽，对弊病不详。这些都是养信鸽的人告诉我的。

白色和平鸽是食用鸽，实际上是美国培育出来的落地王，繁殖快、肉质鲜嫩，适宜食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长成，可是现在一般人都给这种食用鸽一个美丽的名字。当然，也有人在公园中养这种落地王，给儿童赏玩，卖鸽子饲料赚钱，这倒无伤大雅。中央一台过去每日早晨的《东方时空》，升国旗、奏国歌，大好河山，然后演到长城，很远处飞来一个鸽子，近处一看长嘴巴，就是美国的落地王！播出的不是中国的观赏鸽，而是播了美国的食用鸽，这对于我们了解鸽子的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伤害我们的自尊心，我们接受不了。多数人不知道中国传统观赏鸽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因为花色最多，而且历史渊源悠久，有上千年历史。有史书记载，有诗词歌赋赞美，有名画家写生，还有专门著作仔细研究。

南方都市报：据说商代就有人养鸽了。

王世襄：对，源远流长。商代玉鸽的嘴巴已经很短了，跟野鸽子不一样，可能商代已经有人喂养了。经过历朝历代人们的饲养，人工对鸽子基因的选择、淘汰，用选优的标准使鸽子“齐整”。眼睛、眼皮、头、脑形、花纹的要求，都越来越有讲究，到了明清两代达到高峰。

南方都市报：你在研究中发现传统观赏鸽在广东灭绝已久的原因，是怎么回事呢？

王世襄：我发现明末清初广东屈大均写了一本颇为著名的书《广东新语》，记载明清之际赛鸽赌博在广东已很盛行，这是导致观赏鸽灭绝的原因。书中有一段讲广东的放鸽会十分详细，当时每年的五六月举行放鸽会，养者把鸽子送来，每只鸽子交两钱银子，这就基本上与现在的鸽棚一样。如果按照当时银价来说，养的人很多，输赢数目很大。广州的鸽友刘俐在越秀公园养鸽子，达到上千只，给游客赏玩。我问：“你们广州有没有观赏鸽？”他们告诉我早就没有了，现在广州的观赏鸽都是从北方买回去的。为什么广东没有传统观赏鸽，就是因为广东赛鸽二三百年前就有，致使观赏鸽绝种。

南方都市报：面对观赏鸽的这些危机，你认为在学术研究上应当如何做？

王世襄：面对观赏鸽的危机，我70岁的时候，想编一部鸽谱图册。我邀请了一个摄影师，到所有的鸽市去拍鸽子。结果大失所望，看不到可以入谱的鸽子，危机感就更为加重了。北京的鸽市大不如前，以前的鸽市上很多品种都可以看到，还可以选择好坏。我又去找养鸽子的人家，结果也看不到好种，因为没有实物，没有照片，书籍就编不成。有人告诉我，外地越是偏僻的地方可能越是有一些珍贵品种，像陕西一带，因为城市变化小，平房没有怎么拆。但是当时我的年龄也不允许我专门找一年时间出去，我还有其他书要写，这个有照片的《鸽谱》构想就落空了。

1994年，我80岁时，发现故宫藏有宫廷画家用郎世宁画法的四部鸽谱，从康熙到清末，共有180幅。郎世宁画法非常写实，能代表各种鸽子的特色。因为如果是在写意派的笔下，就看不出是何品种了。我利用画谱编成《明代鸽经·清宫鸽谱》一书，成为中国最早一本有观赏鸽彩图的书。现代的有些品种已经消失了。四部清代鸽谱画得不尽如我意：第一，有很多重要的品种，我认为清代已经有了，但是清代鸽谱没有收进去；第二，有一些很常见的品种，清代鸽谱收录的不是最好的，我们现在还能看到比它好的；第三，有一些没有定型的，清代鸽谱也没有必要去画；第四，清代鸽谱有些品种的花色有毛病，说明清代鸽谱把不合格的收进去了。这就怪送鸽子的人，因为画家不一定懂。

虽然我活到90多岁了，但是还是有一个极沉重的责任感，要让下一代年轻人知道：只有观赏鸽能够真正表明中国文化。这是中国传统的国宝，无论如何都要保留下来，一旦消失就无法恢复。现在我在《北京晚报》上每个星期写一篇关于传统观赏鸽的文章，利用从各个角度找到的材料，汇集整理准备写几十篇关于鸽文化的文章。

南方都市报：你研究的许多学问看起来都是偏门，但是研究一个就带动一个热潮，就像当年的明式家具研究一样。你现在研究鸽子会不会也带动一个热潮呢？

王世襄：我是很执著罢了。现在我做鸽子的东西，我就希望能有多少做多少。据说，已经有一些影响了，有一些鸽子已经涨价了。有些事情一定要国家的力量，比如天安门养鸽子，就一定要国家支持。

我希望你们多宣传一下传统观赏鸽文化，因为没有人写，以前我的事情都有人写过了。可以在报纸上说我现在做什么工作，我知道鸽子的情形，如果不呼吁，灭绝了就太可惜了。我有这个责任感。

B16－B18版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B16－B18版摄影：新京报记者郭延冰

特别感谢李辉先生提供支持

图：

虽然现在看书必须借助放大镜，但王世襄仍坚持每天阅读。

在王世襄家中的醒目位置摆放着他与夫人的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