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文汇报

    每次给王世襄先生打电话,我刚出声,先生就知道是我。我不用问,便能知道先生神清爽、安康无恙,这种心灵感应已经好多年了。

    上海博物馆的明清家具珍品室重新布展开放,入口的正中依旧放着从前他收藏的那件案桌,东壁墙前是折叠大圈椅,西壁条桌上放的镜箱最富趣味。展室的前言也是新写的,比之过去的那个写得更明白:“香港庄氏以近年所得王世襄先生的旧藏明清家具珍品赠上海博物馆……”。我试图为先生描述出诸般变化,他没有等我在电话中继续说下去,就对我讲:那大案桌为明代宋牧仲的紫檀大画案,是一件重器,很难再找到如此木件;明式折叠圈椅,两件是我的,一件是陈梦家先生旧藏。 

    以前通话中我也听先生讲过,给上博的家具总共80件,先前运往79件,有友人得知王先生的珍品家具悉数已安置上海博物馆,就将王先生所赠的一件明代马扎专程完璧归赵送还原主,希望以此让先生能留下一件纪念。不久适有上博一位工作人员出差到北京,世襄先生立即与他联络,还是请他送至上博,以凑足整数80件。我与世襄先生说笑:“这件马扎应该算完全是无偿捐赠”。  

    这里附带透露一个先生与收藏有关的买房故事:庄氏所得79件家具曾斥资200万人民币,这也可说是半生折腾、并无积蓄的先生的无奈之举——因芳家园旧宅拆迁,他急需购一得以安居的住所。当时世襄先生提出的惟一条件,是他选择由上海博物馆集中收藏、展出。先生得款后先看中一处前门外的楼盘,据称非常紧俏,即使排队也不一定能买到。后又从报纸上看到迪阳公寓售房的消息,立即骑着他的单车前往,没有想到售楼商家以为此人不像买得起高档公寓者,先是冷落他,后来又一再盘问他是不是代人来联系买房的。直到有一位售楼小姐听到王世襄三字后颇为疑惑,立即给她曾在琉璃厂做过古玩生意的爷爷打电话,证实后才被正式接待。此亦带点苦涩的笑料也。

    电话里提到此前在南京博物院展出的比利时“侣明室藏品”明代家具71件,听世襄先生讲:“不见重器”。据报刊报道,这71件的保险费就达1500万人民币,法国巴黎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品博物馆馆长称:“目前欧美市场明代家具底价很贵、很贵”,可知世襄先生旧藏80件,现今或许能值数千万或上亿。

    比千金更有意义的是世襄先生研究明代家具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先生说:出明代家具书(按:《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明式家具萃珍》)用了很多功夫,却造就了一个社会行业的发展,也解决了许多人就业。与漆器发展相比,古代漆工艺品种的恢复比较难,做好了很有价值,做不好一文不值。譬如日本的仿真,有的走样,有些老老实实做得很真。他称现代漆艺中,福建厦门的漆线雕作品做得漂亮,艺术性较高,但不可能高产,只能作礼品。之前台球小将丁俊辉获奖一件漆盘,就是厦门七宝斋的作品。用的是“剥金”工艺,纹饰有高有低,十分美观。王先生依旧魂牵梦萦地想着恢复中国古代漆器工艺,知道我要到厦门度假,还特别叮嘱“你可以去看一看厦门漆线雕,希望他们发展品种,做元、明雕漆,千万别搞乾隆朝的品种”。我理会先生的意思,做就要做得大气,做出品位。

    与世襄先生通话,他每每提到抢救传统观赏鸽就无限惆怅。他叹谓:现在各地广场养鸽,包括上海人民广场的鸽群,都是“外来公民”、“外国人在中国落户”,而本国的好鸽子都被宰了(指“文革”时期),好鸽子快绝种了,必须交配,才能够抢救。又称:中国的鸽子远比外国的好看,历来文人画家笔下之作,画得非常秀美、传神,而如今登上荧屏的竟然是外来品种,嘴很长,很丑,实在有损自尊。他有一个梦寐以求的愿望,就是希望2008年北京奥运会放上蓝天白云间的鸽子,不再是西洋人的食用鸽,而是中国美丽的观赏鸽。他在北京晚报辟有他写鸽子的专栏,有段时间,几乎每周一篇。其实他早些年就出过好几种关于中国鸽子文化的书、谱,而由于知道观赏鸽,认识、欣赏中国观赏鸽的人越来越少,为了激活这个盲点,近一年中他又奋笔写出连载文章。

    去年先生又在香港三联出版社再版了《明式家具研究》一书。此书原分两本,一为文字,一为插图,此次再版汇成一本,将插图放在文字部分,注释亦直接附在相关页码上,这样更便于阅读。又补充了近数十年来在美、港等地考察、鉴定的部分明式家具的彩图及所写的几篇文章。新近出版的《锦灰不成堆》则是继《锦灰堆》一、二卷本后的又一本自选集,他自嘲:大概是最后一本了——《髹饰录解说》本应再出一本,因为有很多新内容要增补,无奈我的一只眼睛已失明,另一只眼失光也严重,不能再看书了。

    最近有一桩事情,使他欢喜万分。一名资深的电视工作者,已为中央电视台编写了12集、弘扬中国古代漆文化的大型纪录片《漆彩华夏》,在正式开拍前,特商请世襄先生先拍摄漆书经典《髹饰录解说》出书的历程。先生慨然允应,并动员儿子敦煌先生把压在纸箱底层中的手稿四种全部翻出,完成拍摄后,他告诉我:“来家中两个半天(指拍摄工作),《髹饰录解说》一、二、三、四稿都拍了,我把憋了好几十年的话都说出来了,说得喉咙哑了十天”。总编导高振碧也感慨万分地说,九十又三的高龄老人,能如此认真,实在太感动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有缘得识世襄先生,数十年来,他真诚对待中国文化而为此所作的贡献,我心敬识。二十三年前的1984年2月,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即使我忙得筋疲力尽也难完成任务……家具稿两种,一部图册尚未构完,前言及分件说明均尚未动手,一部廿五万字七百个图虽已完成,尚有不少扫尾工作,香港三联都将于四月底来取,还有漆器图册外文出版社催我提供名词术语中英文对照,再加上四月初美国有人要来翻译我的家具书,待我讲解,我亦尚未准备,所以真有点心中如焚了。”百废待兴中他从步入老年的沉寂里奋力一搏,成了无可奈何的“大器晚成者”。二十多年来他超负荷地工作,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而硕果累累。先生的敬业精神,是我等后辈学习的楷模。

  • 来源:光明日报 

    “我带中国明代家具归故里”

    ——独家专访比利时收藏家菲利普•德巴盖先生

     

    近年来,中国明代硬木家具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气韵征服了大批中外鉴赏和收藏名家,由于用材多为黄花梨、紫檀等珍稀硬木,且存世数量极为有限,极富潜力的升值前景让明代硬木家具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备受追捧,不仅成交价格屡创新高,而且面临着“有价无市”的局面。

    4月28日至6月15日,比利时收藏家菲利普·德巴盖先生(PhilippeDeBacker)的部分私人收藏——71件明代黄花梨家具重返中国大地,在故宫博物院永寿宫举办专题展览,以纪念中国和比利时王国建交35周年。为显示对中比文化交流的重视,酷爱中国文化的比利时洛朗王子开幕当天亲自为展览剪彩。

    一位外国收藏家为何对中国明代家具情有独钟?他是如何在近20年间收藏了近百件中国明代硬木家具珍品?他为何要将自己的私人藏品带回中国展出?在他心目中,文物收藏的意义何在?带着诸多疑问,记者在布鲁塞尔对此次参展文物的收藏者,比利时收藏家菲利普·德巴盖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伴着异国午后的阳光和咖啡的浓香,德巴盖先生把他与中国明代家具结缘的故事娓娓道来。

    让世人重新认识明代家具的艺术价值

    在德巴盖先生的收藏经历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中国著名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王世襄先生。他编著的《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不仅使早已钟情于中国文化的德巴盖认识到了中国古典家具的美学价值,更让这位外国收藏者为明代家具大方简洁的风格和挺拔高雅的气韵所折服,使他产生了收藏中国明代硬木家具的愿望。当德巴盖的收藏初具规模时,王世襄先生又亲自为他的收藏命名“侣明室”,寓意德巴盖与他的明代家具收藏结伴而居。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自从1989年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以来,德巴盖先生已经走遍了中国的27个省,数十次中国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走街串巷收购古董,而是为了了解当地的民俗和文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艺术吸引我一次次地走进中国”。

    经过研究,德巴盖先生发现,与对字画和瓷器的收藏相比,中国人对古典家具艺术价值的认识是较晚的。上世纪30年代,旅居北京的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Custav Ecke)在当时的北平出版的英文《中国花梨家具图案》,堪称中国明代家具研究的开山之作。作者将自己收藏的明代家具拆散,并严格按照比例绘制了节点构造图,使人们得以了解明代家具的内部构造。可惜艾克的著作并未引起中国人对明代家具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些美国人将部分明代家具带回美国,捐赠给博物馆,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现在能在美国的纽约大都会等博物馆看到中国明代家具的藏品。20世纪70年代,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家美国人安思远(Ellsworth)的著作《中国家具》一书出版后,在整个西方掀起了中国家具收藏热。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世襄先生的集大成之作《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出版后,明代家具的艺术价值才逐渐被中国收藏界所重视。

    与中国明代家具相伴而居

    德巴盖先生对中国明代硬木家具的喜爱算得上如醉如痴。在现实生活中,他与自己的收藏品朝夕相处,同室而居,王世襄先生为德巴盖先生的收藏命名“侣明居”,便是由此而来。近几年,一件黄花梨木明代家具的拍卖价动辄就是数百万人民币,与百余件如此名贵的家具相伴而居,有人说他疯了,但德巴盖却只是淡淡一笑。

    “我不是商人,我看重的是中国明代家具的审美价值,而不是它们的价格。”在德巴盖先生看来,收藏不是为了占有艺术品,对艺术品而言,每一位收藏者都只是匆匆过客,收藏的意义在于培养收藏者的鉴赏品位,而收藏品则是收藏者鉴赏品位的结晶。在文物收藏中,雄厚的经济基础自然可以为收藏提供很多便利,但真正的收藏绝不仅仅靠金钱。德巴盖先生喜欢引用一句中国的老话,“小收藏家靠耳朵,大收藏家靠眼睛”,如果没有独到的眼光,仅靠人云亦云是永远无法成为收藏大家的。

    对于自己的藏品德巴盖先生如数家珍,尤其是对一件明代储物柜有特殊的感情,这不仅因为它是德巴盖先生的首件藏品,更因为它是中国古典家具对西方家具设计理念产生影响的良好例证,在此次展出期间,它将与德国维特拉家具并肩亮相。德巴盖先生的另一件得意藏品是一把明代折椅,据鉴定它是明代君主的御用之物,目前世界上此类折椅存世的仅有10把,其中8把已被博物馆收藏,另两把属私人收藏,而他收藏的这一件便是二者之一。

    德巴盖先生介绍,由于明代的工匠无权在家具上署名,所以这些传世之宝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如今已无处查考。但由于明代允许使用名贵硬木制作家具的作坊数量有限,掌握制作手艺的工匠屈指可数,且仅有少数达官贵人有权享有此类家具,因此仍可以根据家具的样式大概推测出它们的产地和最初使用者的阶层和身份。至于这些艺术珍品在数百年间如何经历沧桑变迁,最终辗转流落海外的故事,恐怕只有留待有心人一一探究了。

    中国文物正在回归本土

    从1989年算起,德巴盖先生钟情于中国传统家具收藏已17年有余,在他收藏的百余件中国明代家具中,绝大部分质地为黄花梨和紫檀等珍贵硬木,其中百分之九十为明代珍品,仅有一两件产于清朝初期。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藏品没有一件在中国成交,而全部是由德巴盖先生通过伦敦和纽约等地的中介,在海外的文物市场上购得的。

    德巴克先生算过一笔账,据史料的记载,明代中国的硬木家具用料主要来自海外,而当时来自东南亚和海南岛等主要产地的黄花梨和紫檀等木材的总量有明文记录,加之明代对制作凳、桌、柜、床、屏等各类家具所需的木料也有一定之规,且明代礼制对各社会阶层使用名贵的硬木家具的种类和数量都有明确规定,根据以上数据进行简单的数学推算,明代生产的黄花梨和紫檀家具总数不过2000件,能够流传至今的约为1000至1500件。

    近几年人们对中国明代家具的收藏热情日益高涨,购买需求大幅增长,但文物的数量却又极其有限,这就使海外市场的拍卖价格节节攀高。德巴盖先生坦言,自两年前他购买了最后一件藏品后,至今未有新的收获,目前市场上明代硬木家具的价格已经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

    此外,中国买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异军突起,也对文物价格起到了一定刺激作用。“现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的拍卖行,购买中国文物的最大买家都是中国人”,德巴盖先生认为这一现象非常正常,因为没有人比中国人更了解和喜爱中国艺术品,既然现在中国人有了将本国艺术品买回国内的经济能力,那么流散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归本土的趋势便是无法阻挡的。

    与更多的人分享收藏的喜悦

    当被问及收藏中国古典家具最大的收获时,德巴盖先生仅用了一个词:喜悦。对明代家具的喜爱激发了他探究中华文化内里的愿望,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又使他对中国古典家具收藏的痴迷与日俱增。

    为了与更多的人分享收藏的喜悦,引发民众对艺术品收藏的兴趣,德巴盖先生先后在法国和瑞士举办了专题展览。展出期间,德巴盖先生混迹在参观者之中,听取他们对展品的评价,观察人们的反应,让他兴奋的是,大部分参观者都认识到了中国明代家具的美学价值,“这些人并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甚至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但他们都被眼前的东西触动了,是美感染了他们,艺术品就是最好的文化大使。”

    2005年8月,在中国驻比利时大使章启月的推动下,北京故宫博物院派出4位专家来到比利时,对德巴盖先生收藏的中国明代家具进行了4天的考察鉴定,确认这批藏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及至今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力资助下,德巴盖先生的部分收藏得以在故宫永寿宫进行题为“永恒的明式家具”的专题展览,并作为纪念中比建交35周年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

    德巴盖先生表示,此次他将私人收藏带回北京展出,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两个心愿。一是通过让世人重新认识明代家具的艺术价值,确立传统家具在中国美学中的地位,二是通过文物收藏与鉴赏,增进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了解和沟通。同时,为了展示中国明代家具对欧洲现代家具设计的影响,他还特意在德国维特拉家具博物馆挑选了4件代表作一起参展,让参观者直观地感受中国明代家具对世界的影响。此外,更重要的是,德巴盖先生还想借此次中国行实现一个梦想,那就是寻找同道人,共同在中国开办一所学校,专门传授明代家具的鉴赏、设计和制作方法,以使这门精湛的工艺不致失传。

  • 来源:小礼堂的常客的博客

    由《收藏家》杂志和阅甫斋共同举办的“第一届明清家具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曾经担任过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会会长的舒乙先生对近二十年中国家具发展历史的风风雨雨感慨颇多。

    他说,明清家具有两位先行者,一位叫陈梦家,一位叫王世襄。他们是从50年代初开始收集古典家具的,当时是闹着玩,一种雅兴。起因是看见北京街上卖的算盘珠有紫檀做的,大为惊讶。追根寻源搞明白了,那个时候旧家具不时兴了,紫檀的家具、黄花梨的家具很便宜就处理了。算盘厂用很低的价钱把这些家具买回去,做算盘架子和算盘珠。陈梦家和王世襄心疼啊,于是比赛收购各式各样的古典家具。淘来淘去,每个人手里都有一百余件经典的老家具。

    “文革”后,百废待兴,王世襄产生了一个美妙的想法,何不把陈先生的家具借出来,编辑成册。就这样,《明式家具研究》和《明式家具珍赏》出版了,中国一下子出现了上万个家具作坊,模仿书中的样式制做仿古家具,中国的古典家具从此走向了世界。

    舒乙说,那时,中国的古典家具在国外很受欢迎,我曾看见在法国的某个港口一天之内来了三艘大轮船,里面装满了中国老家具。美国西部的很多山洞里,储存了上万件中国古典家具,因为这里恒温。他们还堂而皇之地成立了中国古典家具研究所,出版中国古典家具研究杂志。而且非常逗,他们把王先生当做神来崇拜,其中有一个家具上写一行英文,中文意思是“王世襄先生说这个好”。他们的研究所里有很多研究中国古典家具的博士。我碰见一位博士,问他是研究什么的?他说我是研究中国家具绣墩上那个垫的,是坐垫博士。他说,这里类似我这样的博士有十几位。像这样钻研中国古典家具的人清朝的雍正算一个,他是大专家,为一件家具上什么漆、打什么榫卯要下十几道谕旨,这种精神我们应该学习。

    现在,中国古典家具的收藏这么兴旺,有这么多专家,应该恢复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会,进行研究、鉴定和普及工作。中国古典家具相当一幅名画,是为欣赏的,只许看,不准碰。

  • 春菰秋蕈总关情

    -----王世襄

    戢戢寸玉嫩,累累万钉繁

    中含烟霞气,外绝沙土痕

    下箸极隽永,加餐亦平温

    这是宋汪彦章的食蕈诗。蕈通“菌”,或称“蘑菰”,亦可写作蘑菇,其味确实隽永,且富营养,是厨蔬无上佳品。我素嗜此物,尤其是春秋两季野生的,倍觉关情。

    记得十一二岁时,随母暂住南浔外家。南浔位处太湖之滨,江浙两省交界处。镇虽不大,却住着不少大户人家。到这里来做佣工的农家妇女,大多来自洞庭东西山。服侍外婆的一位老妪,就是东山人,每年深秋,都要从家带一甏“寒露蕈”来,清油中浸渍着一颗颗如钮扣大的蘑菰,还漂着几根灯草,据说有它可以解毒。这种野生菌只有寒露时节才出土,因而得名。其味之佳,可谓无与伦比。正因为它是外婆的珍馐,母亲不许我多吃,所以才感到特别鲜美。

    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常常骑车去香山游玩,而香山是以产野生蘑菰闻名的。经过访问,在附近的一个村子四王府结识了一位人称“蘑菰王”的老者,那时他已年逾六旬了。他告诉我香山蘑菰有大小两种:小而色浅的叫“白丁香”,小而色深的叫“紫丁香”。他谈的有点神秘--采蘑菰要学会看“稍”(读SAO),指长蘑菰的地脉,这“稍”从地面草木的长势可以看出来。他虽向我讲解了几遍,还是不能得其要领。看来所谓的“稍”一半指草木的葱茏茂密,一半和埋在土内的菌丝有关。蘑菰落下孢子才生长菌丝,所以产菌的地方年年会有蘑菰长出来。使香山出名的是一种大白蘑,直径可以长到一尺多,象一只底朝天的白瓷盘。过去只要在山上发现此种幼菰,便搭窝棚在旁守护,昼夜不离,以防被他人采去。只需两三天便长成,采下来装入大捧盒送到宣武门外菜市口去卖,可得白银三五两。因为它是一种名贵的贡品。“蘑菰王”感慨地说:“这是前清的事了,这些年简直得见不着了。贵人吃贵物嘛,贵人没有了,大白蘑也就没有了。”他的话反映出他的封建意识。实际上逶迤的燕山,只要气候环境适宜,都可能生长这种大白蘑。六十年代我去怀柔县黄坎村劳动,听老乡说当地山上就有,名叫“天花板”,并自古留下“天花板炖肉—馋人”的歇后语。只是很稀少,不大容易遇到而已。我当时以为“天花板” 只不过是一个当地土名,不料后来读到明人潘志恒的《广菌谱》,其中就有“天花蕈”一条,并称“出五台山,形如松花而大于斗,香气如蕈,色白,食之甚美。”可见那位老者的话,大有来历,顿时不禁对他肃然起敬而自惭孤陋了。

    回忆一下,几十年来,北京的各大菜市场一直可以买到鲜蘑菰,查其品种因时而异。六十年代以前,市场上卖的都是鲜蘑菰,品种有二:一种叫“柳蘑”,蕈伞土黄色,簇聚而生,往往有大有小,相去悬殊。烹制时宜加黄酒,去其土腥味。烩、炒俱可,而烩胜于炒。用鸡丝加嫩豌豆烩,是一味佳肴。一种叫“鸡腿蘑”,菌柄较高,色泽稍浅,炒胜于烩。蘑菰的采集者多住在永定门、右安门外,每人都有几条熟悉的路线,隔几天便巡回采一次,生手自然很难找到。后来朝内、东单、西单几个菜市都买不到野鲜蘑,只有菜市口市场还有。据了解是一位姓张的老者隔几天送货一次。随后他找到了工作,在永定门外一所小学传达室值班。野生鲜蘑从此在北京菜市场上绝迹。我曾去拜访过张老汉问他为什么不干了,他说郊区都在建设,永定河也在整理,生态变了,蘑菰越来越难找了,只好转业了。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几个菜市场有时可以买到人造的圆鲜蘑,和一般罐头蘑菰品种相同。近几年,这种人造圆鲜蘑也不供应了,而是凤尾平菇的天下了。论其味与质,自然不及圆鲜蘑。

    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我在美国和加拿大,注意到蘑菰在西餐中的应用。那里的大城市很容易买到人造圆鲜蘑。餐馆的通常做法是用它做奶油浓汤,或放在奶汁里烤鱼肉,或切碎摊鸡蛋饼或卷(Mushroom Omelette, 也有人称之为奄列)。比较好吃的是用黄油煎。作为一个穷书生,自然不可能品尝到名餐馆的各种做法,虽从烹调食谱也可以了解到不少,总觉得不及中国的蘑菇吃法来的多而好。在波士顿时,我常去老同学王伊同、娄安吉家做油煸鲜蘑,略仿“寒露蕈”的做法而减少用油量。我曾带给租房给我住的英国老太太尝尝。她擅长西法烹调,竟对我的油煸蘑菰大为欣赏,认为比西餐的许多做法要好,特意在小本子上记下我的recipe, 并要我示范烧了两次。

    已故老友张葱玉(珩)兄,是一位杰出的书画鉴定家,也是一位真正的美食家。他向我几次讲到上海红房子西餐厅的黄油煎蘑菰如何如何隽美,而离开上海后再也吃不到了。一九五九年有一天他请我在东安市场吉士林吃饭,特意点了这个菜,结果大失所望。我向他夸下海口,几时买到好蘑菰,一定请他品尝。后来我一次用鸡腿蘑菰,一次用人造圆鲜蘑,都使他大快朵颐,连声说好。道理很简单,关键在黄油煎蘑菰必须用鲜蘑,最好是菌伞紧包着柄尚未张开的野生蘑菰,罐头蘑菰绝对不行,它经高温煮过,水分已经浸透,饶你再用黄油煎也无济于事。味、质皆非矣。

    湖南的野生菌亦颇为人所乐道,在西南联大上过学的朋友往往谈起抗战时期长沙街头小饭铺的蕈子粉、蕈子面(就是汤煮米粉或面条上加蕈子浇头)如何鲜美,九如斋的瓶装蕈油也常常被人带出来馈赠亲友。一九五六年我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参加了湖南音乐普查之行,跑遍了大半个省。那一次的印象是长沙的蕈子粉赶不及衡阳的好而衡阳的又不及湘南偏远小镇的好,看来,起决定作用不仅在蕈子的品种好不好,而采得是否及时尤为重要,柄抽伞张,再好的蕈子也没吃头了。

    当年从道县去江华的公路尚未修通,要步行两天才能到达。中途走到桥头铺,眼看一位大娘提着半篮刚刚采到的钮子蕈送进一家小饭铺,我顿时不禁垂涎三尺。不过普查队的队长是一位“左”的十分可爱的同志,非常强调组织性、纪律性,还时时警告队员要注意影响。象我这样出身不好,受帝国主义教育毒害又很深的人,她自然觉得有责任对我进行监督改造,如果我不进行请示批准,擅自进小饭铺吃碗粉,晚上的生活会就不愁没有内容了。好在一路之上我走在最前面,队长落在后头至少三五里之遥,我乍着胆子进去吃了碗蕈子粉。哈哈!这是我在整个普查中吃到的最好的野蕈子!我很想来个第二碗,生怕被队长看见而没有吃,抹了抹嘴走出了小铺的门。

    WG期间文化部干校在湖北咸宁甘棠附近,1971年以后,干校的戒律稍见松弛,被“改造”的人开始能有一点人的情趣。调查、采集、品尝野生蘑菰就是我的情趣之一。为了防止误食毒菌,首先向老乡们求教。经过了解,才知道当地食用菌有以下几种:

    洁白而伞上呈绿色的叫绿豆菰,长在树林中,其味甚佳但不易找到。

    呈黄色的叫黄豆菰,味道稍差。

    体大色红,草坡上络绎丛生的叫胭脂蘑,须经过灶火熏才能吃,否则麻口。

    此外还有丝茅菰,冬至菰等,而以冬至菰最为难得,味亦最佳。后来我从“四五二”高地进入湖区放牛,在沟渠边上发现紫色平片蘑菇,起初还不敢吃,后来听秦岭云兄说可以食用才敢吃,味鲜质嫩,与鱼同煮尤美;忆其形态,和现在人造的凤尾平菇相近,应该属于同一品种。

    云南盛产各种蘑菰,我向往已久。一九八六年我随政协文化组考察古迹,有机会做了几千公里的旅行。从昆明往西,直到畹町、瑞丽,一路上不论大小城镇,每日清晨菜市街道两旁往往有几十人用筐篮设摊,唤卖菌子。一堆堆,大大小小,白、绿、褐、黄,间以朱紫,五光十色,目不暇接。其中最名贵的自然是“鸡土从”,和松茸。按:这“土从”字有多种写法,现在一般写作“棕”或“鬃”,或作“踪”,恐怕都缺少根据。其实古人的写法也不一致。有人写作“堫 ”(见《骈雅。释草》:“鸡菌,鸡堫 也”又杨慎《升庵文集》:“云南名佳蕈曰鸡块,鸟飞而敛足,菌形似之,故以之名。”)有人写作“土从”,(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廿八。菜类》:鸡土从出云南,生沙地间,丁蕈也,高脚徵头,土人采烘寄远,以充方物)。我认为李时珍是一位科学家,正名用字,比文学家要谨严些,故今从之。

    我们车经各地,时常看见收购鸡土从、松茸的招贴,每公斤高达四十元,但要求严,只收菌伞紧包尚未打开者。据说收到后立即冷冻出口,销往香港、日本等地。因而在街上能买到的、饭馆可以吃到的不是菌伞已经张开,菌柄已经抽长,便是过于纤细,尚未长成,价格每公斤不过数元。至于晒干的鸡土从多为老菌,长柄如麻菌,茎伞如败絮矣。

    鸡土从、松茸之外较好的蕈子有青头蕈,我认为它和湖北的绿豆菰同种;“见手青”,因一经手触或刀削便变成青绿色而得名,它质脆而吃火,如与他荤同煮,应先下锅,后下他荤;牛肝蕈颜色红黄相间,也算名贵品种;最奇特的是干巴蕈,色灰黑而多孔隙,完全脱离了蘑菰的形态,一块块象干瘪了的马蜂窝,撕裂洗净,清炒或与肉同炒,有特殊的香味和质感,堪称蕈中的珍异。此外杂蕈尚多,颜色各殊,虽曾询问名称,未能一一记住。

    云南多蕈,可谓得天独厚,但吃法似乎还不够多种多样。鸡土从、松茸等除用上等汤炖煮或入汽锅与鸡块配佐之外,一般用肉片或鸡片加辣椒烹炒。昆明、楚雄、大理、丽江等地都用此作法上席。本人以为如在配料及烧法上加以变化,一定能有所创新,发挥蕈子优势,使滇菜更富有特色。

    香港餐馆,不论它属于哪一菜系,普遍大量使用菌类。其中的干香菇多来自日本,肥大肉厚,可供咀嚼,但香味似不及福建、江西的冬菇浓郁。人造圆蘑及草菇,鲜品或罐头多来自福建、广东。福建是我国人造蘑菰的主要产地,曾在福州街头看见种菰户排队等待罐头收购。有的不够规格,就地廉价处理,每斤只几角钱,与一般蔬菜价格相差无几。一九八六年深秋还在江西婺源集市上看到出卖人造鲜香菇,每斤一元。上饶的报纸上还刊登举办家庭香菇技术培训班的大幅广告。北京的气候虽不如闽赣适宜种菰,但我相信草菇、香菇完全可以在暖房中培育出来。圆鲜蘑北京过去早有栽培,今后更应恢复并扩大生产。这样北京的食用鲜菌品种就不至于单一了,对丰富市民及旅游者的食品都有好处。

    以上拉拉杂杂写了许多,或许有人会问我:“你平生吃到的蕈子以哪一次为最好?”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最好吃的是外婆的下粥小菜、母亲只准我尝几颗的寒露蕈,其次是在江华途中只吃了一碗、怕挨批没敢吃第二碗的蕈子粉。”一个人的口味往往是爱吃而又未能吃够的东西最好吃。某些大师傅做菜的诀窍之一是每道菜严格限量,席上每位只能吃一口,想下第二筷已经没有了,以次来博得好评。这诀窍司根据人的口味和心理总结出来的,所以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最后我要声明一句:以上云云,决无怂恿大师傅及餐馆缩小菜份的意思。任何好菜,我都希望师傅们手下留情,多给一些。我是一定会加倍称赞并广为揄扬的。
  • 来源: 深圳商报   作者:杨青

    首先得对王世襄老人道声得罪,把他老人家和自称“我就是一病人,我是一疯狗,咬死人不偿命”的王朔扯到一起,实在是机缘巧合。最近一期《万象》和《读书》都有王世襄的文章,王世襄号称“中国第一玩主”,由此就想到了当下正在把“复出”闹得沸反盈天的另一位“玩主”王朔。

    两个人同样以玩名世,但王朔这位炮火猛烈的明星级人物,放在不温不火的王世襄旁边,高下立判,照出的不仅是学识、修养和趣味的差异,更是人格和境界的迥然有别。同样是玩主,但两个人却根本没法比。

    王朔早年曾经打着“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招牌,自封“流氓”。客观一点说,他还是一个作家、编剧,还客串过演员,但从他最近折腾出来的动静看,绝对够得上是一个重量级的炒作明星。

    而王世襄的头衔就相对踏实得多,拣要紧的说有:著名学者、收藏家、文物鉴赏家,延伸一下还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民俗学家等一大堆分量沉沉的名号。老头儿能玩能写,玩得也绝,市井之徒的“雕虫小技”,能被他玩成“世纪绝学”。

    都是玩主,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呢?

    首先是出身学历没法比。我既不是出身论者,也没患学历崇拜症,但是我发现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对他的性格有决定性影响。王世襄,1914年出生于书香门第,曾祖父科举入朝,在扬州为官;祖父为山西巡抚,清亡后送子留学英法;父亲在海外修得学位后回国,出任北洋政府外交官,后任驻墨西哥大使,上世纪20年代初任外交部秘书长。王世襄1941年以硕士学位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学专业。而1958年出身在北京的王朔,最高学历是中学,他的成长环境就是让他颇为自得的部队大院,先后在海军北海舰队服役、在北京医药公司工作。1978年开始创作。论环境,一个书香世家,一个部队大院。两个人在学历上就差了三个级别。

    第二是玩的东西没法比。

    王世襄在文化老人中被称为“另类”,作为世家子弟的他年少时也不省心,提笼架鸟、狗牵鹰、呼朋引伴。在学校也被同学视为荒诞型人物,创举是曾经臂上架着大鹰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结果课堂上的蝈蝈声惹得老师大怒,把他请出教室。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

    王朔也玩,如果不是他这次口吐真言,我们只能透过他的小说和影视作品猜测他年轻时玩的东西:打群架、拍婆子。现在据他证实,他玩得也挺上档次的:他称,摇头丸我一品就知道是什么!吗啡我全接触过,冰毒我也用过,还打过群架,进过局子,甚至还嫖过娼。原因是我一个人在没有人可聊的时候染上很多恶习,酗酒、抽烟,我是坏事干绝了的人。

    第三是玩的结果也没法比。

    王世襄玩这些玩出了几十部著作:《中国古代音乐书目》、《髹饰录解说》、《竹刻艺术》、《中国古代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说葫芦》、《蟋蟀谱集成》,流行坊间的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三卷本的《锦灰堆》和二卷的《锦灰二堆》,从家具、漆器、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诗词十三类,读来如入宝山,获益多多。

    王朔的作品也颇可观,但只集中在小说一路。早年是以部队大院为题材,后来集中在“文化痞子”这一路。对他即将出版的新书,他声称:和我竞争的没有一个好下场。我这本书就是,我告诉你我是三维写作,给汉语加了时态了!对汉语贡献太大了,谁也别和我比,我写的是精,根本不是小说。

    第四是性情和学养也没法比。

    单纯回到个人性情上来讲,王世襄现年93岁,望之慈祥,接之温和,布衣布鞋,满腹学问却是一团和气,在国内的文博界甚至在海外的收藏圈都是名声在外,可他却谦和平静,就像一口看不到底的深井,水波不兴。而49岁的王朔却像放在弹簧床上的半盆浅水,一眼可以望到底,偏偏出尔反尔,狂妄自大,弄得水花四溅。

    从半盆水到一口深井,这其间的距离大得令人绝望。鲁迅先生曾透过九斤老太感叹:一代不如一代!痛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