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 郑欣淼

    掩卷寻思久。算方知、物皆有道,物皆能究。原本人生多趣味,直待搜求参透。这玩字、天机当有。总总林林窥胸臆,唯自珍,人更珍情愫。雅俗韵、钧陶手。

    天毓灵奇天应佑。笑回头、劫尘历历,此心株守。俪侣涸辙相濡沫,锦思花雕云镂。广陵散、流传今又。莫谓忽忽崦嵫近,看茂深、大树枝枝秀。人似昨、青衫旧。

    (编者注:王世襄,号畅安,1914年生,著名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有“中国第一玩家”之称。)

  • 湾仔爱莲榭的程先生说那幅齐白石草虫从昆明西南联大跟他跟到香港来,有个同学应急卖给他,说是胡适之藏过的。我和老陶都看不到画上有胡适的印记;程先生说胡适编过齐白石年谱,喜欢齐白石的画是真的,收藏齐白石收得可以转让是假的。那幅画精妙,四五行小字题识也俏皮,胡适之看到也许也会赞美。胡先生一九六一年年尾写信给夫人江冬秀详细叮嘱结束纽约寓所要注意的事情,信写得很长,第四项说家中的画可以让儿子媳妇挑选他们钟意的拿走,其余玻璃框里的都拆出来打包装箱;书房小厢房里的那几卷请懂得画的纪五看看,决定哪些可装箱,哪些可留给夫人送人:“(其中有张大千送我的一幅明朝人画)”胡先生括号里这句话意思是这幅画要装箱。他接着说:“齐白石死在大陆上,他的画在台北很少人悬挂,但我知道,收藏的人还不少”。看得出胡先生家里有齐白石,有多少不知道,意思是都装箱给他运回台北。

    那天爱莲榭好像比往常清爽整齐,一架架旧书不染一尘,皮面精装英文书尤其艳亮照人。程先生说他刚动员徒弟举行大扫除,清理了一大堆破烂,也找出几件藏在深“柜”里的"old flame":“齐白石是一件,”他说。“还有这个明代犀皮漆箱子,懂行的人才看得懂她妙在哪里!”老陶和我都不懂。只比打字机稍微大一点点的箱子,红黑黄绿的斑纹像松鳞,像雨痕,像树瘿,像万花筒里的彩光,细滑柔润的犀皮漆面深深浅浅的皱纹裂纹我们倒担心碰一碰全掉下来。“放心,”程先生拿块破布抹了抹箱子。“岁月的皱纹,价值就在这蛇皮上头!”他说这样的文书箱子清末民初其实读书人书房里不稀罕,木的漆的竹的都有。

    三十几年了,我只见过很少几件斑纹像爱莲榭小箱子那么漂亮的犀皮漆器。旧金山一家古玩铺的大砚屏最好,带大明万历年款,贵得吓人。台北沈茵朋友家里一件炕桌也稀世,漆皮斑剥,颜色淡里透灰还是好看!伦敦古董店曾经遇到过三五件,价格不输剔红,格调难胜剔红。读遍王世襄先生写古漆工艺的文字,请教过两岸前辈一些我解不开的疑难,年纪大了我果然有些喜爱犀皮漆器上那片“岁月的皱纹”,喜爱丰丰满满的苍苍花影。程先生不在了。爱莲榭另起高楼。老陶也早走了。我辗转得到几幅齐白石的小品,厅堂书房里长年悬挂,我猛然省悟我跟三十几年前初初认识的程先生同龄了。有一天,我偶然找到这件明代犀皮笔筒,小小一件寻常文玩,北方叫虎皮漆,南方叫菠萝漆,色泽斑纹跟程先生的箱子有点像也有点不像,蚀剥,微裂,满器风尘:一瞬间,我彷佛又拾级走进四壁书香的爱莲榭了。

    王世襄先生说他五十年代买到一件明代红面犀皮圆盒,当时觉得十分难得,修订本《髹饰录解说》和《锦灰堆》里都收了彩照。过了半个世纪,他碰见一件比圆盒更精美的犀皮器,是个小箱子,皮胎,斑纹红、黑、黄、绿四色相间,图案非常流畅,像有规律又像没有规律。王老先生高兴极了,写了一篇《一件珍贵的明犀皮漆箱》刊在北京《收藏家》月刊,彩照印得又大又清楚。凭我漫漶的记忆,爱莲榭小箱子的斑纹跟王老半个世纪前买到的那件圆盒的斑纹很像;我手上这个笔筒的犀皮倒比较接近王老半个世纪后找到的那个小箱子了。

    犀皮的斑纹不是画出来的。王世襄研究明代黄成《髹饰录》成就博大,连黄成、杨明没有在书上细说的犀皮做法他都考核得清清楚楚。黄成说:“文有片云、圆花、松鳞诸斑,近有红面者,以光滑为美”。杨明注释说:“摩窳诸斑,黑面红中黄底为原法。红面者黑为中,黄为底。黄面赤、黑互为中、为底”。我完全读不进脑子;老中文这些地方太欺负人了。

    王老说,制作犀皮必须先用调色漆灰堆出一颗颗或者一条条高起的地子,那是“底”;在底上再刷不同颜色的漆,刷到一定的厚度,那是“中”和“面”了;干透了再磨平抛光,光滑的表面于是浮现细密和多层次的色漆斑纹!王世襄说,五十年代他找到了做犀皮漆烟袋杆的桂茂考师傅,经他讲解、示范,终于推断出《髹饰录》里那几句话背后的工序。

    我记得程先生那一阵子常常慨叹中国漆器工艺中犀皮制作过程十分诡谲,文字材料尚待系统整理。那是一九六九年。那年,王世襄带着肺结核病进了干校,分配到菜地做些轻微劳动。那年,他的《髹饰录解说》油印本刊行了十一年,印数一定很少,读过的人不多。那年,距离一九四九年朱启钤把《髹饰录》刻本交给王世襄鼓励他撰写《解说》也二十年了。那年,相隔杨明为《髹饰录》加注写序都三百四十四年。岁月长长短短,求知磕磕绊绊,心香久久远远,张成、杨明、朱启钤、王世襄,他们谁都放不下心也放不下手,像胡适,厕所对面小房间里的几本书他都牵挂,说“都可装箱”,说“因为台湾书少,所以朋友总劝我不要挑选,一切书都装船带回”。齐白石草虫从昆明带到香港算什么!

  •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裴礼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件珍贵的青铜器———宴乐射猎攻战铜壶。壶高31.6厘米,腹径21.5厘米,铜壶缩口、斜肩、鼓腹,在肩上还有两只兽首衔环。此壶是战国时期所造,其最为珍贵之处在于壶身上有三圈分别以采桑习射、宴乐打猎、水陆攻战为内容的图饰,图中共有178人,鸟兽鱼虫94只,形象生动,真实全面地反映了2300年前我国的社会风貌。制作工艺更是高超精湛,然而,就是这件我们祖先保存流传了2300余年的国宝,在抗日战争末期,险些被偷运到国外。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不仅大量的资源被帝国主义列强掠夺,无数闪烁几千年华夏文明之光的珍贵文物,同样被侵略者所觊觎、盗夺。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不仅在战场上与敌人浴血奋战,在战后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仍然进行着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1944年,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在全国人民强烈的呼吁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向侵略者和那些趁火打劫的外国商人追缴那些被抢掠、被强取豪夺的我国文物。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杭学武主任委员、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营造学社社长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1945年该委员会立刻决定在京(南京)沪、平(现北京)津、武汉、广州等地区成立办事处,马上开展追缴、查没、收集信息等工作,最大限度地挽回战争造成的文物损失。当时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的沈兼士被任命为平津区代表,现为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文物专家王世襄老先生为助理代表,平津办事处设在了北海团城里。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北京、天津两地文物流失极为严重,除侵略者盗毁外,许多外国商人还到琉璃厂等地的文物古董店大量低价抢购。王世襄先生来到北京,面对这种局面心急如焚,为弄清情况、阻止这种趋向,他采取了一条捷径。他先私下广泛走访北京的古董商,后在中山公园请他们吃饭,一方面劝阻他们不要再将珍贵文物卖给外商,一方面请他们提供一些线索,收获颇丰。其中,琉璃厂的三位古董商提供一条极为重要的情报:德国禅臣洋行经理德国人杨宁史在北京沦陷时买过一大批河南出土的青铜器准备运回国。王世襄先生得知后急忙只身赶往禅臣洋行。他赶到洋行办公室那里只有一位女秘书正在快速地打印着文件,外文极好的王世襄一边等待接见一边凑上前去查看,真可谓苍天有眼,文件内容正是一份青铜目录,战国宴乐射猎铜壶便在其中。他立即把它拿到手,说明自己身份,询问原由。女秘书至此只好坦实相告,目录是一位叫罗越的德国人让她打的。王世襄先生又找到了罗越,罗越看到目录也只得承认是自己编的,但东西却是德国人杨宁史的,杨宁史已然去了天津。为防止万一,王先生第二天就带上罗越一起奔赴天津。到天津找到杨宁史后,有目录又有罗越对质,杨宁史承认自己确有这批青铜器,但他狡诈地伪称藏在天津的住宅中,那里已被国民党94军占用。王先生又几次找94军交涉,但军阀们根本不买账,不让进入。无奈之下,王先生只能一方面向上级汇报情况,一方面托他父亲的好友,国民党元老朱启铃先生找到了国民党实力人物宋子文面陈此事。宋听后深感事情的严重性,立即派人去94军驻地调查,可调查结果是这批青铜器根本不在天津。宋子文只好又派国民党高级官员孙越崎再次找到杨宁史谈判,双方经过反复较量,最后达成一条妥协的办法,杨宁史把所藏青铜器全部交出,不算没收,算他捐献北京故宫博物院,并在故宫博物院开辟一间房子展陈,同时仍允许罗越和秘书(名康斯顿)到故宫去编目录。协议达成后杨宁史才承认,铜器应放在台基厂外商托运公司中,他一直伺机运回国去。

    1946年1月22日,王世襄先生和故宫的几位同仁终于将这批青铜器拉回到了故宫绛雪轩,在各界代表监督下清点查收,存入延禧宫库房。这批文物共240余件,除有宴乐射猎攻战铜壶外,还有商代兽面纹大钺、商矢壶、商提梁卣、玉柄戊、爵杯等许多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著名金石学家唐兰先生经对青铜壶鉴定后亲自为其取名“宴乐射猎攻战铜壶”。顺便值得一提的是,罗越此后加入美国籍,任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馆长,1972年还来华访问。

    王世襄先生在以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中,又从溥仪在天津的别墅中抢救出大量珍贵文物,对中国文物保护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也成为后人的楷模。

  • 北京是帝王之都,以明、清两朝养鸽之盛,本以为明代或迟至清初应当已有制哨名家出现及作品传世。不期最早的一位名家是“惠”字(哨下刻的字,等于作者的署名)。据曾目见此翁的晚清遗老计算,惠字当生于嘉庆初年,卒于同治年间。惠字之后有永字父子,人称大永、小永。同仁堂主人乐君咏西(行十五)爱鸽及哨,民国初年即广事搜罗惠及大永之作,并请小永住在宅中,日日为其制哨,长达一二十年之久,年老目衰,始告退回家。

    有人统计当年制哨刻字者不下三四十家,但优劣精粗,差别甚大。乐氏发现其中最佳者为刻“鸣”字“兴”字两家,于是向鸽贩宣布,凡有刻此二字之哨,送来一律高价收购。数年内两家声名大噪,价值不在惠及大永下。咏西家中,北房五楹,条桌整齐排列,上置长方匣,重叠高与梁齐,尽庋鸽哨,多不胜数。

    略晚于小永又有“文”、“祥”、“鸿”三家,前后共称八大家。“文”字姓陶名佐文(1876-1968),寄居国会街龙泉寺下院观音寺。“祥”字姓周名春泉(1874-1956),住白塔寺东廊巷路西小门内。“鸿”字姓吴名子通,住朝阳门外吉市口七条观音寺东庑,“文革”中逝世。三家均为予制哨并合影留念。惜与“祥”字合影一帧置朱漆帽盒中,红卫兵抄走后不知所终。今只有与“文”、“鸿”字及藏哨名家王熙咸先生合影。

    鉴定名家制哨真伪,除试听音响,审视刀工、漆质外,观察刻字结体尤为重要。今试影印八家刻字拓本,藉供参考(见拓本)。永字父子,刻字同为永字,亦不难分辨。大永所刻永字末笔一捺,离正中直竖角度较大,故显得舒展。小永所刻,一捺下垂,角度较小,故显得拘紧。以此辨父子之作,屡试不爽。鸽哨刻字,与书画家款字一样,可辨真伪。音妙形佳,始能成名成家,是多年精心研究实践的结果。谁能说鸽哨不是文化,名家之作不是珍贵文物!

    ……我幼年喜蓄冬季鸣虫、蛐蛐、油呼鲁、蝈蝈等分别贮以大小葫芦,并在葫芦上烧炙花纹,即所谓“烫花”,亦曰“火绘”,因亦施之于鸽哨。鸽哨烫花只宜烫在葫芦一类上,联筒、星排等类则无地可施。鸽哨成对,两枚葫芦肚力求高矮相似、大小相同,放购葫芦以千计,从中选配成对葫芦肚,请“祥”、“文”、“鸿”等家制成鸽哨,只漆哨曰,葫芦肚则保留本色,供我烧炙,山水人物、花卉禽鱼,金石文字,无所不有。香樟为盒,横隔如阶,分行排列,以资观赏之娱。七八盒中,不止百对(图版28——34),其中出“祥”字之手者约十之七,出“文”、“鸿”两家之手者约十之三。春泉所制独多,固因其文件迅速,从不误期,而专就葫芦一类哨子而言,春泉实优于“文”、“鸿”两家。熙成于《话旧》中亦曾言及,所见实不谋而合。春泉为回族人,曾特制猪八戒葫芦相赠,设非知交多年,虽馈重金亦拒而不许也。
       
    我在大学读书期间,曾邀春泉到海王村铸新照相馆合影留念,照片惜于“十年浩劫”中失去,故今卷首独缺此翁小像,真一大憾事!
       
    春泉制哨,亦有创新。哨筒之底,透雕各种图案,衬以彩色缯绢,颇为艳丽。星眼之柄托,常镂刻花纹,玲珑剔透,亦见匠心。“文”字对此,颇有微词,曰“无关音响”。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艺人如此,又何足怪!
       
    “文”字姓陶名住文(1876—1968),通州人,自1925年即寄居国会街龙泉寺下院观音寺,直至其逝世,与当时同住是庙的画家齐白石、金石家陆和九有交往。他年届古稀时,貌更清癯,须发飘然,大可入画,不若今世人。小影摄于1960年,己年逾八旬矣。
       
    佐文哨口特点,后额(即哨曰的上部,通称“后脑门”)圆浑,一顺而下,殆取流线型之意,与音响虽关系不大,但可减少气流阻力,减轻飞鸽负荷。向他定活,颇费时日,工则极细,往往超过春泉,更非“鸿”宇所能及。尤以全竹葫芦、捧月等,用厚竹分瓣挖制,斗合成形,有如剥皮后的柑橘。审其底部,每瓣瓣尖,聚簇严密,不差毫发;(图版23—26)而春泉之作,间有参差龃龉之处,工稍逊矣。
       
    佐文并精鉴别,老四家之制,不必上手看字,可立即道出为何人所作,并评说其优劣得失,使人心折。熙咸寓所距宣武门颇近,过从尤密,常携新得鸽哨前往赏析,自谓个中奥窔,得自住文为多云。
       
    “鸿”字姓吴名子通,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体格魁梧,右额有疣隆起,一瞳微斜,哨口亦微斜如“惠”字。人或谓“‘鸿’字目斜故哨剁’,实其手法使然,何关眸子!?
       
    子通为我制哨时已年近四旬,子然一身,住朝阳门外吉市口七条观音寺东庑。三十余年中,除专为制火绘用的葫芦外,二筒、三联、五联,及七星至十五眼,每种均分大小五号,各制一对,即此已有四十对。(图版27)又因传统的葫芦均以小管作旁哨,而未有用小葫芦者,我有此新意,特倩子通为之,亦可谓别具一格。火绘荷花一对,即用此法。(图版31)
       
    子通售哨,索值不过住文之半,亦低于春泉,做工之细或不及两家,但音响有绝佳者,此为养鸽者所公认。自春泉谢世,性文年老搁刀,子通本可独步一时,唯好景不长,旋逢人事变革,又值岁收欠丰,养鸽者大减,哨亦少有人买。1963年我草《鸽哨带来的空中音乐》一文,载在英文杂志《中国建设》是年第十一期。此后收到海外来函数封,询问购买鸽哨办法。我曾介绍子通持来函到当时经营外销工艺品的懋隆洋行面洽。该行虽定制少数样品寄往国外销售,但不久便因故中辍。“文革”中,鸽哨亦在“四旧”之列,有哨者多恐惧而自行销毁。(老同学著名外科专家谷钰之大夫平日十分珍爱的“文”字哨,即由他自己践踏后付诸一炬,至今言之,悔恨不已。)我尝念及子通,必将陷入绝境。迨1968年我从“牛棚”中放出,偶过吉市回,途遇子通之邻叟,谓此老不耐冻馁,已填沟壑矣。

  • 2005-10-18 10:48:00 中国信鸽协会网

    作者:冯永昌(取材于《明报》)

    中国传统鸽不及食用鸽

    王世襄十岁开始养鸽,而且一开始便得到高人指导,因为家里负责照顾鸽子的,是曾经在王府任职鸽佣的老师傅,难怪王老对鸽子是玩得精也懂得多。他一直养鸽养至五十年代。“三反运动”蒙受冤狱之后,身心因为受到严重打击,于是遣散鸽群,不复养鸽。尽管停了养鸽,至今王世襄还自认是一名“鸽痴”,对鸽子的钟爱程度,按他自己的话说是“醉爱一生”;但是,他并不是什么鸽子都喜爱,能令他朝思暮想的,只有中国的传统鸽,又称观赏鸽。

    “我看电视,中央台第一套节目开播时,从升国旗开始,非常庄严。完了,就是大好河山,再接下去便是长城,这都是中国的国粹。然后,远远有只鸽子飞来,越飞越近,仔细一看,这只白鸽原来是食用鸽‘香港杂交王鸽’,尖头长嘴,长相丑陋。这对我们心理上是一种伤害。我们中国有那么好的鸽子你不用它上镜头,竟然弄一个次货,这对我们是一种侮辱,心理上我接受不了。”当王老重述他数年前看电视的这一段不快经验时,他的表情、动作还很激动。他为这件事曾经找电视台的负责人理论,不过他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因为他知道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对鸽子是门外汉。

    王老说现在年青一代只认识两种鸽子——灰色的和白色的。灰色的是信鸽,白色的是食用鸽。电视画面中陪伴美女出场唱歌,隆重庆典仪式中放飞象征和平的白鸽便是食用鸽。至于什么是观赏鸽和中国的鸽子,很多人根本不懂,还讲究什么鸽子的花色、形态?在街上找一些年轻的北京人来问,他们可能也没这个知识。

    养鸽背后藏一门学问

    九十年代,王世襄把《明式家具珍赏》《明代家具研究》《古代漆器》《谈葫芦》等等有关家具、文物的书都完成之后,便开始编写自己儿时游艺的书,而且越写越起劲。

    “写这些书太容易了,都在肚子里头,不用查书;而且写得很高兴,又回到那个时代。蝈蝈呀,鸽子呀,我都一一要把它们写出来。”
      
    可是,到九十年代才着手编写一本介绍中国鸽子的书可不是想像中那么容易的事。中国经历60年代的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之后,养鸽这种属于“四旧”的玩意儿;改革开放以后,养鸽的人观赏鸽而信鸽,追求的只是速度。鸽子只要飞得快,赢得比赛便可为主人带来一笔奖金。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谁会注意“黑玉翅”那般细致,“点子”那般优美?

    王老在十年前开始,每逢鸽子墟期便拉着摄影师出入北京大大小小的鸽市,想为世界上中国独有的鸽种留一些照片,好把观赏鸽讲究到绝对标准面相呈现到现代人的眼前,让他们一睹中国鸽子之美及认识到传统养鸽背后蕴藏的一大块学问。结果,花了功夫去找,心里的恐慌却更大,原因是鸽种已经减少到只剩下几种。每次到鸽市,来来去去只得几种花色;而且颜色、形态都不对,比起他养鸽的那个时代,实在差太远了。
      
    究竟玩观赏鸽有多讲究?且听王老随口举出一个例——“比方是黑玉翅,它是全身黑的加白脖子。膀子根数太多不好,太少也不好,总要四根白的以上,还要两边最好是等数——双五根、双六根都合适,双八根以上就太多了,俗语说‘白翅太大了’,就是指白色的成分太多,不好看。羽毛闪光部分要发蓝,不要发红,发红就不值钱了。它的眼皮要求清白眼皮,跟白眼皮又不一样;眼珠要深颜色,葡萄眼跟紫葡萄一样;它的凤头、它的嘴都要合乎标准。最讲究的是连脚趾甲都要求全黑,三个黑的一个白的或是两白两黑,都要差一点。”
      
    “后来是一个偶然机会在报上看到故宫藏有鸽谱,书中所书的鸽子是郎世宁的画派,非常真实,画得比照相还要真。于是,我跟故宫提出能不能把鸽谱让我看一看?一看,就觉得可以拿来编画。”报上登载的文章原本讨论的是,清宫鸽谱内的画是否出于蒋廷熙这位康熙年间擅画鸟类的大画家的手笔;但文章在王老眼里,却看出一条线索,故宫原来藏有这样的一套画谱。

    胡同里回荡鸽哨声

    按故宫的规定,收藏品如未经发表的,外人不可能拿它们来编画。曾经发表过的,每一张120底片索价八百元人民币。王老开声去问,他们倒是给了他一点面子,只按一百元人民币一张计算。王老二话不说便自掏腰包把八册共二百二十张画连初稿全拍了下来。他心里想,这么冷门题材的书,出版社不一定愿意出这份钱,这笔开支由他们自己出好了。《明代鸽经•清代鸽谱》一书两册,便是经过这么一番转折,在偶然得到的一个机会下才能完成的作品。王老的序言曾云:“今甫脱稿,竟蒙不惜耗资影印全部彩图,兴奋感荷,难以言表。不禁为之手舞足蹈,欢喜无状也”,寥寥数语,生动地描述了王老对此书的期盼及那种失而复得的欣喜心情。二月的北京,位于宋庆龄故居博物馆,可看到观赏鸽放飞的情形。那是一个天蓝得发亮的大晴天,群鸽一哄而上,在四合院 瓦顶上盘旋飞翔。鸽子身上发白的羽毛,配合阳光的照射,一闪一闪的就如银光般闪耀着,围观的人游人由衷的发出一阵阵选叹。在故居博物馆义务照顾鸽子的郑永祯先生,本身也是一个观赏鸽“鸽痴”。他在院子里不停挥动着一根竹竿,竹竿的另一头绑了一条长长的红布,指挥着飞盘的鸽子不要那么快便落下,好让鸽哨朗朗之声在院子里继续回荡。郑先生特别叮嘱不要选在天阴大风的日子来看鸽子放飞,否则看不到群鸽在太阳底下闪耀悦目的毛色,也欣赏不到鸽哨在空中发出的美妙交响乐。风速、风声都会把“21眼”的高吭清脆、“捧月葫芦”的饱满雄浑打个折扣,高低音便不那么容易分辨出来。“21眼”、“捧月葫芦”是众多鸽哨之中的两个品种,王老亦曾经为这一块独特的北京传统文化,写成了《北京鸽哨》一书。后记:“凡是中国美好的东西,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去保存。”这是王老身体力行的一个信念。他保护鸽子的决心并不仅止于《清宫鸽谱》和《北京鸽哨》的出版。信的内容全都是他写信希望重视和保护中国的鸽子,使这中国的物种免于绝灭。
      
    对这位今年已八十九岁的老人来说,这辈子剩下的一个愿望,便是希望有生之年能尽己一分之力,使中国观赏鸽得到恢复。祝愿2008年当奥运会在北京举行的时候,开幕式上王老希望看到一群群赏心悦目的“点子”、“黑玉翅”、“铜翅白”和“素白”,在奥运场馆上空展翅飞扬,让全世界欣赏到中国独有鸽子的美态,以及北京空中传来的美妙乐声。

    看过中国的鸽子,相信很多人都会爱上它,愿意为它的生存出那一份力。